朋友及读者要求我把二十多年来以中文写下的关于货币的文章结集成书，有好几年了。提出这要求的愈来愈多，我也认为应该这样处理，只是事前没有想到是那么庞大、艰巨的工程。先由朋友选出有关货币的文章，「边际」上，他们的选择互有出入。花千树的叶海旋接手，采用「有杀错、冇放过」的原则，凡有提及货币的先选出来，共一百九十五篇，再由我删减。我花了好几天反反覆覆地考虑，最后选出九十三篇，其中不少话题重复，但顺着发表日期的先后次序读下去，因为连贯性好，读来有一气呵成、洋洋大观之感。其后二○○九年十月十七日昆明讲话，凭记忆写下来，又要跟克鲁格曼斗一斗，加一篇。共九十四篇，其中十七篇在《多难登临录》出现过，为了整体的完整可读不能不这样做。
    其实，如果我按选出的九十四篇的内容重新写一本关于货币的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足够。然而，以重新写书的方法处理，读者无从跟进我在这题材上的思想发展。这发展的过程重要，因为每一篇都是基于当时观察到的真实世界的现象而下笔分析。第一篇发表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今期长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观察的地方主要是中国，继而香港，再继而西方。后者我隔岸观火，猜测的成分比较多。二十多年来，中国（包括香港）的货币及有关的现象，不断地跟进的经济学者只我一个。可以说，我是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看货币，得到的启发是美国的朋友没有机会获得的。我坚信经济科学跟自然科学一样，理论的发展要靠真实的现象观察的提点，从而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毫无事实根据的经济理论是纸上谈兵，找到用场的概率甚微。西方货币理论的发展，无疑是经济学中最重视实据的学问。然而，只观察西方，忽略了变化万千的中国，是严重缺失了。虽然大家坚信，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用诸四海而皆准，但从年多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可见，西方的货币理论大有不足之处。我从中国的经验思考，用上西方的理论思维，得到的货币观这里那里跟昔日的师友之见有颇大的分离。
    有两项处理要澄清。其一，如上文所述，文章的先后安排按发表的日期次序，但内容一律不改，就是「前思」与「后想」不同也一律保留。思想有变是学问之道，读者跟着走会较为容易明白为什么我会有今天的想法，同意或不同意总会多一点说服力。说内容不改，文字上这里那里是修了一下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文字，今天读来沙石不少。不细读这些旧文，我不会知道自己的中文进步了那么多。虽然当年有舒巷城替我修改文字，但今天叶海旋说我八十年代写的有点像英文。是奇怪的现象。我自觉中、英二文的水平一样，但从来没有出现过二者水平是同期一样的。今天多用中文下笔，英文立刻出现沙石，昔日是倒转过来。中、英二文一起兼精谈何容易哉？
    第二项要处理的，是在不同的文章中，话题不少重复了。这是头痛问题。一篇文章好一部分以前说过，但有一些是新想到的，怎么办？删去以前说过的，读者可能记不起而读不懂新的想法。可以删去的「重复」而不会影响文章的可读性，我都删了，但合共起来删去的不多。为何重复那么多我清楚：我说来说去读者也不明白。好比我建议的用一篮子可以在市场直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我认为浅而重要，但读者老是不明白——就是经济学水平大有可观的朋友也不明白。重复到他们明白时，他们叫好叫妙，说浅、浅、浅，但我是略为转换角度地重复了多次！
    这本奇特的关于货币的文章结集，取名《货币战略论》，是由叶海旋拍板定下来的。这书名取自二○○三年三、四月间我发表了五期的《汇率战略论》，改两个字。后来萧满章替此集加了一个副题：《从价格理论看中国经验》。加得好，因为实情确如是。
    多年以来，我用「微观」的价格理论来分析「宏观」现象，推断的准绳远胜漠视微观的宏观推断。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分析货币问题，用的当然又是自己熟习的价格理论。然而，到今天写此「序」时我才察觉到，分析货币的价格理论的出发点我竟然从来没有细说。可能因为自己认为这出发点是那么浅，无意识地假设读者知道。这里说说吧。
    从价格理论看货币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社会毫无交易费用，物品换物品的市场半点沙石也没有，货币不会出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成员都会按着物品换物品的相对价格及比较优势定理的指引来专业产出，然后贸易交换。人与人之间如是，产出单位之间如是，国与国之间也如是。一国之内的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则一样，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货币，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皆以物品换物品从事，除掉运输费用一律畅通无阻，是多么美好的世界。
    费沙的伟大论著——《利息理论》——也没有交易费用，于是没有货币。但为了方便解释，费前辈用上一个计算单位，这单位用什么算都可以，不需要货币，社会于是算得出收入，算得出财富，也算得出利息。作为当时天下的货币理论的第一把手，费沙的利息理论是没有货币的。
    货币的起因，是社会有交易费用，物品换物品的沙石太多。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出现的货币也是一个计算单位，协助交易的计算与财富累积的计算。然而，以货币作为计算单位，跟费前辈用作解释的计算单位是不同的。他的利息理论的计算单位只是用作示范，口讲无凭，不会吵到官府那里去。货币也是计算单位，但不是口讲无凭的那一种。是的，作为计算单位货币可以吵到法庭，或吵到官府去。这样看，计算之外，货币是合约。是的，一纸钞票或一纸支票，皆合约也。美钞印上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港钞上印上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都是合约之辞。人民币呢？没有这样说，但说明是中国人民银行，是合约式的保证，应该是昔日中国的钱庄或银号的传统了。
    从合约的角度看货币是重要的，而这样看，通胀或通缩的出现算是毁约——无疑是，绝对是——可惜因为种种这里不能细说的原因，政府发行的货币合约没有明确的负责人，官司打不起，惹来的是市民投诉与政治行为，增加了社会费用。我们听到的要求稳定物价的声浪其实是要求守约。
    回头说那重要的按着比较优势定理而专业产出，然后在市场交易，货币的引进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带来的沙石。目的当然是要发挥专业产出的功能可以带来的社会收益。单从一个国家看，只要货币作为合约有效，币值稳定，货币可以协助的功能就发挥到尽头了。因为种种这本结集读到的原因，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好。这是为什么货币的处理要讲战略的一个原因。
    更头痛的是伸展到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这些方面去。因为种种原因，国与国之间各有各的不同货币，有不同的经济与政治的局限约束，货币与货币之间的汇率处理所惹来的争议，是我这一代记忆所及的近于无日无之的麻烦。数之不尽的政客，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力，喜欢在国际汇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争取。经济学者之见很少受到尊重。政治所及，货币的战略论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我当然站在中国那边。这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在经济上，我认识的西方学者都站在中国那边。理由简单：中国发展起来，以廉价的优质产品推出国际，对先进之邦而言，其好处不可能不远高于其坏处。倒转过来，我不会反对老外之邦把他们的高档产品贱价地倾销到中国来——免费赠送更好。
    是复杂的世界，货币的国际战略当然也复杂起来。复杂的问题要简单地处理——这是多年来我深信的。《货币战略论》提出的分析与建议是简单的，虽然翻来覆去的分析，表面看有其复杂性。我的主张是北京的朋友不要多管外间的政治言论及压力，要集中于搞好自己的经济与民生，要用自己的方法稳定人民币的币值。贸易国际化有利，金融国际化也有利，于是要减少关税，也要把有实力而又稳定的人民币推出国际。西方的君子们要采取什么惩罚政策，或什么政治报复，一律不要管。有谁知道怎样管才对呢？何况从历史的经验看，受损较大的永远是提出「保护」的那一方。原则上，国与国之间的不同货币的汇率要反映着彼此的比较成本优势，但因为有政治因素的左右，重要的比较优势定理可以因为有不同货币的存在而被违反了。
    按文章发表的先后次序编排，但有九十四篇那么多，要分组，怎么办？跟叶海旋商讨良久，决定先后次序不变，而分组也按发表时日的先后，各有各的名目。虽然组与组之间的题材有重复之处，但世事如棋局局新，以时日的先后分组也竟然顺理成书。可谓神助！

二○○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