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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02 作者:唐学鹏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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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不约而同在12月7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发布了未来碳减排目标。中国决定以2005年为基期，在2020年将中国单位GDP的碳排放下降40%-45%（碳密度减排目标），而美国则承诺，在2020年将碳排放总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若以1990年排放为基期，美国约在碳排放总量下降了4%。
由于中国坚持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要延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愿意用过硬、过激的总量减排来牺牲“发展为第一要务”，所以采取了“碳密度策略”。坦率地说，相对于印度诸多至今不愿公布指标的同类别发展大国，已是一个非常高的姿态，“碳密度策略”依然会导致碳排放总量的上升，以2005年为基期，至2020年假设GDP增速一直为8%，如果2020年单位GDP排放下降45%，那么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依然上升75%以上。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的“碳密度策略”兼顾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伦理，看似碳排放的要求比较宽松。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在“碳密度策略”里面，2005年—2020年GDP都能保持8%的增长速度是过于乐观的，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在高速增长30年之后都必然会降低为一个“中速增长状态”。
中国目前的碳排放大约在65亿吨，人均碳排放大约是4.5吨，每1000美元GDP的碳排放大约在2.9吨。中国的碳排放均值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人均碳排放是4吨左右，但世界目前的每1000美元碳排放是77吨，而中国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欧洲和日本雄心勃勃地提出“全世界2050年比1990年减少50%”，这意味着将世界人均排放从4吨削减到2吨左右。显然，中国是无法做到“欧洲日本”的“均值要求”，实际上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在未来还将迅速上升，或达到5.5吨。
中国的“碳密度策略”需要低碳技术的广泛推进、碳汇以及非化石能源占有率的提升，不过它的另外巧妙之处在于存在着“数字修辞术”。“碳密度”是由GDP、碳排放量以及汇率三者构成，碳密度最终要折合成美元计算。例如，即使中国不存在低碳技术的改进来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碳排放，由于目前减排的“汇报、测量、核实的标准”是由主权国决定，它仅仅对发达国家的援助部门公开。所以，中国完全可以采取“汇率升值”的方式，比如中国可以将汇率升值35%，同时将单位GDP碳排放降低10%，那么按照这种计算式，中国完全可以达标。其实，2005年-2007年单位碳排放下降17%不代表中国减排技术效率的提升，其最大作用的是汇改后的人民币升值。
坦率地说，如果完全依靠技术进步的单位碳排放降低45%是一件较有难度的事，因为过滤掉汇率因素，中国单位GDP排放量大约是美国的3倍多、日本的5倍多，而降低45%则意味着达到美国1.5倍的水平。目前中国碳经济其实是由三个“带域”构成：一线城市、中小型城市以及乡镇农村，每个带域都至少3亿人口以上，一些发达的“带域”可以轻易达到这个标准，但中国的高梯度结构决定了相当广大的另外一些落后“带域”不一定能够完成这个标准，并最终拖累了整体效果。
相较之下，美国的总量减排指标令人愤怒，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高达19吨，是中国的4倍多，而单位碳排放大约是0.7吨，也就是说，美国的减排的关键在于人均对能源的“铺张浪费式使用”，奥巴马政府所制定的“相比较1990年减少4％”目标几乎是一个毫无诚意的目标，不仅远低于欧洲和日本，只需要通过鼓励民众储蓄、轻微加税节能以及跨国购买（排放额度）就可以达到，从实现的难度看，远远低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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