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近日发表文章称，环境和气候变化不仅成为全世界关注焦点，更成为国家战略中的一张牌。多国出台政策约束温室气体排放，甚至动用关税手段限制碳排放大国的产品进口。然而，分析认为，此举不仅会伤害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开放氛围，对环境的帮助也很小。
　　奥巴马访问亚洲时的表态调低了人们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首脑会议将签署减排协议的期望。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令许多国家着手制定政策以限制排放，然而，在当今全球化世界中，生产活动跨国界流动性不断增强，人们担心有效推行减排政策和坚守开放贸易承诺之间会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包括美国提出的碳排放管制与交易计划在内的减排政策通常给碳排放定价，希望借此迫使企业为其影响气候的生产活动付出代价。但是，如果不同国家减排数量不一样，那么各国碳排放的价格也会有所不同。如此一来，环保法规更为严格的国家的生产商成本将会增加，而来自外国的竞争者则没有这种担忧。这可能促使一些厂家将其生产线向减排标准和污染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如果这种产业转移达到一定数量，全球排放总量甚至可能出现增加。
这种产业转移的规模可能被夸大了。世界银行和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最新研究发现，有部分产业将发生转移，但贫困国家排放量净增长数量很小。正如香蕉最适宜生长在温暖的地方一样，德国主要生产商也不会因为碳排放价格升高而悉数迁往中国。此外，贫困国家能源密集型商品产量增加将把资源由其他行业吸引过来。因而，从总体上看，如果欧洲和美国到2020年将排放水平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发展中国家排放增长幅度只有1％。和不做任何调整的情况相比，全球排放量仍然降低将近10％。所以，产业转移造成“碳泄漏”对于全球排放量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严重。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许多国家提高进口税收，特别是针对那些来自碳排放成本较低国家的商品。从环保规则更为严格的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一举动很容易理解。根据研究，美国要达到减排17％的目标，不得不将钢铁等能源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削减4%和12％，这类生产企业自然会要求得到某种补偿或保护，难怪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气候法案中包含了对碳排放要求宽松国家进口商品征税的规定。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提议欧洲采取类似策略，如若不然就等于是在“助长产业转移”。
　　从进出口贸易的角度来看，关税不以碳排放为依据进行调整自然最好不过。即便是有相应的调整措施，其作用还要取决于具体的标准：究竟是以进口国自身生产相同产品的碳排放量为基准，还是以出口国生产时实际的排放量为基准。例如，美国生产一辆汽车产生10吨二氧化碳，每吨二氧化碳征税60美元，那么对进口到美国的外国汽车每辆要加收600美元税款。而如果以中国实际生产一辆汽车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基准，税款将增加一倍。如此一来，受损的将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碳消耗型技术。
　　分析认为，以实际碳排放量征税将有益于美国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其产量下降幅度将仅为2.5％，而不是4％。但麻烦在于，发展中国家将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原因是其出口竞争力将明显减弱。对中国和印度商品的禁止性关税将分别达到26%和20％，中印两国制造业出口额将分别出现21％和16％的惊人下挫。基于进口国国内生产碳排放标准的关税调整对贸易的影响要温和得多，中印两国的出口降幅约为3％。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依靠贸易征税来实现减排并无太强的说服力。不过，富国收缩高污染行业意味着这类税收肯定要出现。从长远来看，这种气候保护主义不仅会损害贸易，而且也不利于环境。贸易推动发展中国家接受富国更新、更清洁的技术，逐渐改善贫穷国家的生产技术。所有国家会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意味着依靠本国自身满足粮食需求将变得愈发困难。面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开放市场特别是农业市场对于未来世界将越来越重要，保持贸易往来将有助于各国适应气候变化。用以保护富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关税会严重损害贸易往来，对于环境的帮助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