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行让奥巴马看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青年人的交流使他了解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和观点的多元化。北京之行有助于他与中国领导人建立更好的个人信任和工作关系，长城和故宫游使他体会到中国历史的厚重。
　　围绕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合作、两国贸易、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反恐、防扩散、东亚地区合作、军事交流等议题，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未来合作提供了原则框架。
　　自奥巴马访华后，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人们有更多的理由保持乐观态度。

中美关系开局良好

　　奥巴马是第一位在上任第一年就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他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成功避免了政党权力转换而导致的政策波动影响。
　　在奥巴马执政前，中方就积极与其决策班子建立联系。奥巴马执政之后，双方高层进行了密切接触，尤其是两国的首脑会晤。这为中美关系的良好开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奥巴马上台之后积极推行“巧实力”外交，强调综合运用软硬实力，以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利益。“巧实力”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倡导多伙伴关系。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伙伴关系的定位有助于中美建立更具实质性的合作框架。
　　政策的实行有赖于决策精英，他们的知识偏好和个性特征是影响国家政策选择的重要变量。在奥巴马的决策班子中，熟悉中国事务的外交精英较多。他们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着深刻认识，趋向于对华采取理性务实的姿态。
　　中美两国国家力量差距不断缩小，为双方的平等交往提供了物质前提。特别自奥运会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逐渐显现，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庆大阅兵则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军事和国防能力。
　　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的金融地位受到重创，并累及实体经济。美国经济的复苏依赖于中国的高速增长和积极合作，美国对华的利益需求相应上升；而中国政府有效的危机应对也有助于美国对中国能力的肯定。

责任分担上存在分歧

　　尽管中美关系开局良好，未来中美关系还存在大量问题。
　　首先是贸易问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中美在经贸领域的争吵增多，贸易环境趋向恶化。人权是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政治问题，双方围绕西藏、民主等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
　　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展，美国对中国军力的担心会不断上升，在军事透明方面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强。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等议题上，中美双方就减排原则和责任分担将争吵不断。
　　在7月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论坛上，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政策意图。而东亚合作的积极开展则使美国担心其被排除在亚洲合作进程之外。
　　最后是台湾问题。尽管中美在遏制激进“台独”、维持台海稳定上保持了有限合作，台湾问题仍然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
　　奥巴马政府还面临政策协调的困难。由于奥巴马的决策班子政治明星云集，各部门政治取向的不同会加大政策协调的难度。加上奥巴马与民众蜜月期结束，原来慑于总统高支持率而有所顾忌的政治势力开始提高嗓门，奥巴马对华政策的国内牵制相应加大。在中国，国内利益的多元和社会力量的成长也增加了对美外交的政策协调难度。
　　随着对外政策的失误和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已经意识到其战略地位的下降。美国的政策应对是对内通过新能源开发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社保医疗改革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通过金融体系改革消除弊病，恢复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对外则通过“巧实力”外交进行责任外包，通过“接触”“倾听”和“磋商”换取他国对美国的政策支持。
　　由于中国是“巧实力”外交的主要对象，责任分担的矛盾在中美关系中会比较突出。但是，中国并没有做好责任分担的准备。中国的民众和精英共同拥有的集体认知还是发展中国家身份，关注的问题主要来自内部治理。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在外交上主要还是采取防御姿态，目标是为国内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国际环境，而不是在外部“开疆拓土”，创制新的国际体系。中美在责任分担上的分歧将成为两国争端的重要来源。

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尽管中美双方存在诸多问题，中美关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日益成熟，两国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不断增多，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中美在客观上存在大量共同利益，体现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各个层面。在双边层面，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不管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多少摩擦，巨大的贸易额足以说明双方在经济层面的相互需求和利益共生。
　　中美建交时，两国GDP的差距达到15倍；到2008年则缩小至3.5倍。中美力量对比的平衡意味着美国单方面改变中美关系的能力下降。在地区层面，中美在控制朝核危机、稳定亚洲金融和经济格局以及维持东亚地区稳定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作为问题排在问题清单的后面，而作为帮助者则位于前面。中国的力量和模式意味着中国对美而言是一个问题，但相对于应对金融危机、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等议题并不急迫。相反，美国在解决前述几乎所有的外交问题时，都离不开中国的政策支持。这一崭新的关系结构无疑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在此认知基础上，美国提升了中美关系在其外交布局中的地位，并将其定位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两国迄今已建立了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几乎所有问题领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为两国的战略沟通提供了新平台，也起到了释疑增信的作用。中美关系的制度化使得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相应渠道迅速解决，避免了因某一问题领域的争端而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后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