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到来，让1998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成果出现倒退，使得各种经济资源再次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中国政府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成为这场国进民退的催化剂。对于这样的一种倒退，学者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了批判，他们指出，在国企触角向更多更深领域的伸展的过程中，应警惕权贵的国有化。

　　国有企业定位不清

　　提到央企和国企，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利润和垄断。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是低效率运行和利益勾结的群体，在今天，却成为很多人千方百计想要靠拢和进入的“天堂”。而且，这种趋势正在蔓延。
　　“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真正的国有企业，因为利润不是大家平分，或者是利润上交给中央或者是政府，然后给你减税，减多少就相当于你收入多少。国企的资产并没有量化到13亿人或者是各个地方，所以现在没有真正的国企，都是部门所有。”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如此直言。
　　这得到了其他学者的一致赞同。“‘国进民退’，‘国’是什么含义，我们要在概念含义和事实范畴上进行理清。我们现在谁代表‘国’？难道所有那些打着国有资本的幌子进行权贵资本的都叫‘国’吗？他们都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吗？”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给出了这样的质疑。
　　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则从另一层次强调了国企的定位问题。他指出，“国进民退”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简单的利益支撑，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那就是政府适合做什么和不适合做什么。

　　国企是靠对市场和优势资源垄断来取胜

　　除了国企定位不清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国企不是在一种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进行市场化竞争，其是通过对市场和优势资源的垄断来取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指出，目前大家说的“国进民退”，是一种特指，指的是国有化的、垄断的，这情况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涉及到民营企业或者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情况。
　　“中国经济的性质在本质上是国有经济，国企的特点是政府用权利加以发展。国家随时可以用权利来保障国企的发展，并不断地巩固国企的竞争主导地位，任何有迹象表明国企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政府有权利采取措施恢复国企的主导地位。”在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看来，《宪法》的一些条例就决定了一切利益最丰厚的经济领域私人企业不能进入，一旦进入之后随时会被赶出来。只是，国企应该是什么样的主导地位，宪法法律并没有明确说明。
　　正是因为了这种先天的优越性，国有企业的重心发生了偏移，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指出，国有企业的精力不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上，怎么样进行创新或者是降低成本，而是想到怎么样用垄断的势力对民营企业进行兼并。“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只好采取贿赂或者是勾结的方式跟权利部门取得共盟。”

　　警惕权贵国有化

　　国有企业通过种种权力来实现自己无边界的自由扩张，这使得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市场化竞争受到种种羁绊，然而，这还不是国进民退最让人忧心的后果。
　　独立学者姚中秋就强调，在现有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私有经济和私人企业成为了政府的一个工具，“他们从来在政治上、法律上、道德上都不具有独立的位置。它的角色就是扮演政府用来达成自己目的的一种经济性的工具。”
　　“中国这样一个现象，让我开始考虑，中国真的有过市场化吗？我们看到的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变化，能够用市场化这个概念来概括、描述吗？”姚中秋指出，现在所谓的“国有企业”，看不到法律上对它的治理结构有明确的规定，这个规定能够使得这个企业真正是国民的企业而不仅仅是官员的企业。“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国有企业要么是官员控制，要么是高级管理层控制，当然官员和高级管理层本来就是双向流动的，这就是‘权贵’。”
　　对于这点，《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很是赞同，他指出，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犹如一块肥肉，掉下来近的人就可以得到，在这样的非常的理论指导下，国有企业就变成了“人质”，变成了官场化。
　　正是由于这种权贵国有化的出现，政府的一些政策出现了偏向。“政府现在是有偏的、有倾向的，政府所遵守的措施是有偏向的，他的利益指向了具体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谁损失了利益、谁获得了利益，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倾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刘业进说。
　　就此，刘业进指出，要鼓励私人企业当财产权得到侵害的时候，设法进行自我保护。新闻媒体也要呼吁，建立好的舆论环境，告诉公众一个良性的经济秩序是怎么建立的。

　　国进民退将给中国经济和收入分配带来重创

　　“当你认为用低价强行收买的民企，以为付出的是很便宜的成本，实际上政府信用搭进去了，这是很高的成本。”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对于权贵资本化的趋势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事实上，国进民退带来的后果不仅如此，它还带来了很多的负作用，“一个是财政收入的暴增，绝对不是民间消费增长、经济好转导致的，而是给生掏出来的，查税风暴还在继续。第二个非税收的财政增长对中国公共财政体制的损害是非常巨大的。政府是以公共服务分配为天职的，可是现在并不是这样的思路，所以公共财政的建设在中国基本上是中断的趋势。”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指出。
　　“国进民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中所有权的转换，最关键是它不仅让把中国经济带入到一种将来很难复原的深远影响，而且它会对中国整个社会包括收入分配、未来的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夏业良说。
　　“‘国进民退’不光是带来了我们政治体制的败坏，同时也使全国人民的福利得到了很大的损害。”新望说。
　　就此，高全喜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国进民退”是必然的。所以单纯的从经济学的层面上或者是从市场经济的层面上探讨这个问题，甚至想扭转这个问题目前来说是做不到的。“我觉得解决国与民的问题，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或者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职能，还是市场经济的职能问题，要重回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这是解决目前‘国进民退‘的唯一道路。”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国进民退‘是持久不了的，大型国企必须退出来，否则在全球化世界WTO规则不能得到永久性的允许，而民营企业也会做大的。”或许，冯兴元的这句话代表了众多人的心声，也说明了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