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劲来的中国经济又遭遇了产能过剩加剧的难题。国家发改委官员周一表示，中国已将钢铁、水泥等六大行业列入重点调控目录，将协调产业、环保、土地和金融政策，并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等，对其进行调控和引导。
　　从新闻来看，在“全年GDP‘保八’基本无忧”的预期之下，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成为中央更重的担忧之处。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熊必琳1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进展不快。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有的甚至还在加剧。这些信息都说明，利用行政手段多管齐下，严把关口，成为了当前遏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和扩张的主要政策选择。
　　产能过剩在中国并非是个新问题，这种判断目前已成经济界的共识。刚刚结束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也明确表示，中国产能过剩是长期产能积累的结果，“绝对不是四万亿投资造成的”。而产能过剩问题在当前的凸显，经济学界最为普遍的说法是，中国在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已经在高投资中形成了过剩的产能，外部经济景气时这样的产能尚能靠出口消化，而当金融危机袭来，外部需求急剧减少，矛盾就严重暴露出来了。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没有错，但深层次问题在哪里，又要怎样去解决，或许不是等待全球经济复苏，或者“调结构”这么简单。
　　我们当然要承认产能过剩不是一个“中国国情”的问题，市场体制不可能完全消除产能过剩，因为社会需求不易提前算出，“猜错”的事情会经常发生。但行政式的抑制产能的政策思路就在于，既然产能过剩，那就应该降低行业供给，相应的办法就是限制新进入者，调整在位者。而在这样的产业“规划设计”和“调整”中，产业、环保、土地、金融等政策更加偏好哪一类企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对象又会是哪一类企业，从现实中我们并不难得出结果。所以，在中国式的产能过剩调控中，我们能够看到，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并非是所有的企业日子都不好过，而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这或许倒是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中国国情”。
　　当然，行政式的抑制产能的方式我们也不是今天才有。上世纪90年代，我们对于纺织行业生产过剩的处理手段就是，限产压锭。不少国营纺织厂将纱锭扔到大马路上烧掉，以压缩产能。但如果是在更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如何断定政府官员能够比企业老总更敏锐地感觉到，行业内哪个产品更符合市场需求？从市场经济基本逻辑来说，市场固然可能出现产能过剩，但企业和市场也具有自由调节的空间和能力。行业产能如果过剩，商品销路自然有问题，企业自然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死命生产，不劳政策来“压”；反过来，如果产品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企业也自然拼命搞生产以满足市场，也不用政策来“保”。
　　因此，从这种分析上来说，最能够消除产能过剩的行业有两类：一是完全竞争行业，自由度较高的进入使利润竞争空前激烈，能够促使企业自由调节，充分创新；二是垄断行业，由于行政不准入，垄断性企业有定价权，垄断利润的产生是通过价格控制，垄断产量对应较高的垄断价格，垄断性企业自然没有增加产能扩大市场份额的动力。我们目前应当怎样看待产能过剩，又怎样去应对产能过剩，期望实现怎样的政策效果，其实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