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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故事和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众包应用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在其他例子中，寻求众包的人开发的是人们的剩余能力。而现在被称作“集资（Crowdfunding）”的活动，既不是依赖于大众的知识，也不是他们的创造力或者判断，它开发的仅仅是人们的美元，英镑以及比索。表面看，集资和其他形式的众包似乎没什么关系，其实他们的共同点很多。首先，它极大的转变了现存领域的组织结构。其次，通过直接将需要钱的人和有钱的人联系起来，它摧毁了等级制度。而且集资也具有众包的民主推动力。
如果说这种新的融资模式有一个典型例子的话，就是Kiva.org。网站称自己是“世界上首个‘人到人’的小额贷款网站。”这个描述没有完全体现出Kiva战略的优雅简朴——通过互联网将第三世界的小公司和第一世界有慈善意向的信贷机构联系在一起。
多亏奥普拉·温弗莉，比尔·克林顿以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等各界名流的高度赞扬，Kiva成立不久后，就已经募集到2000万美元的资金，在11个国家协助建立了约22万5000个小公司。
Kiva现在面临一个慈善非盈利组织很少见到的问题：捐赠的钱太多了。它在贷款机构中太受欢迎了，而它鉴别借方的能力还远远没有跟上，这就导致网页上常常出现“稍后核对”的标志。
Kiva是小额贷款领域一个巨大的改变，随着互联网发展，该领域已经有了整体的转变。小额贷款的概念起源于孟加拉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诺斯作的一个实验。通过将小额资金贷给那些因贫穷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信贷的人，尤诺斯看到他能够藉此间接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尤诺斯的第一笔贷款是将27美元贷给42个农民，用来做工艺品生意。7年后，他正是在这种方式的基础上，建立了格拉米安（Grameen）乡村银行。银行最初依赖于政府补助和慈善遗赠，到了1995，格拉米安开始自给自足，因为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利用银行低息贷款的人当中，67%同时也有了储蓄存款。
尤诺斯发现，贷款能够完成传统救助不能完成的事：它能为某些地方几代的贫困带来一个摆脱贫困的渠道。根据内部调查，格拉米安740万贷款者中，有58%脱离了贫困。这个点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创意之一——像花旗集团之类的国际大机构现在也开始设立了盈利的小额贷款部门——2006年尤诺斯和格拉米安银行“因其在基层创造出的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Kiva直接将互联网的全球连通性带到最需要它的人那里，并让它更容易地利用空余能力。其他类型的众包利用我们的剩余能力设计新产品，改进科学公式，或者为网站上最新的视频评分，而集资也差不多，只不过它开发的是大众的钱包，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为他们信任的项目融资，而且只需要很少的钱。
这种“分配信贷”的方法也吸引了其他企业。集资也被叫做“社会银行”，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小额信贷领域。当然，那些通过互联网搞诈骗的人也发现了集资的吸引力。Kiva发现，在例行查账中，它的一个区域合作伙伴——决定哪个借方有信誉，可以获得贷款的境内分支机构——私自扣留了一部分的钱。Kiva再次利用互联网的民主本质，创造了一个机制，用以防止此类渎职的发生：根据以往的表现，为区域合作伙伴评级，让贷方自行评估和他们合作的风险。
一张巴士车票带来的不同
来自乌干达的伊丽莎白·欧玛拉，在2000年从当地的小额信贷机构农村企业基金（VEF）中贷了100美元，开始第一次创业。这些钱只够她弄一个小摊，贩卖蔬菜和食用油。VEF只是非洲大陆上众多的小额信贷机构之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而且情况越来越糟。7亿7000万居民中将近一半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每天靠不足1美元的收入勉强支撑——而这个人数每年还在继续攀升。和其他的发展中经济体一样，非洲不缺乏企业能源，缺乏的是资金。
欧玛拉很快意识到，要想成功，她必须把乌干达很流行的主食——鱼加进来。找到供应商后，欧玛拉每天在她的村落里，大概能卖出六条鱼。她的供应商是中介，把鱼从维多利亚湖运来，到那儿不过两小时的路程。
但欧玛拉有8个小孩要养活，这样做还是入不敷出。唯一能让她的生意做大的方式，就是直接和维多利亚湖的渔民联系。为了保证有充足的鱼供应，还要支付运输费用，她还需要500美元。按照小额贷款的标准，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利用现在的资源，她是无法得到这笔钱的。农村企业基金的最大贷款数额是100美元，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一般需要繁冗的文件证明以及抵押物，还要收取最高30%的利息。非正式的贷方——我们称它们为高利贷——则要收取300%的利息。暂时，欧玛拉被困住了。虽然她有自己的生意，但她的梦想搁浅了。
那时，欧玛拉从未见过马特和杰西卡·弗兰纳夫妇（Matt and Jessica
Flannery），原因很简单，他们住在地球的另一边，但他们之间的通道很快会被打开。
马特和弗兰纳在2003年初订婚的时候，在当地教堂做了13周的婚前咨询。其中一个问题是让他们描述一下自己的职业目标。马修说“我想要住在旧金山湾区，成为一名企业家。”杰西卡回答“我想要到非洲去从事小额贷款。”
那时，马修正在为TiVo编写一个软件，尝试每天提出一个新的商业创意。他后来写“365个点子，那就是我的目标。”他的未婚妻在斯坦福商学院工作，她邀请马修和她一起听了尤诺斯的一个演讲，他们都受到了演讲的鼓舞。“那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人讲述的很棒的故事，对于杰西卡来说，那是一种召唤，让她立刻行动去实现自己人生目标。”
尽管他们的理想似乎相反，但两人还是在那年夏天结婚了。6个月后，杰西卡准备去农村企业基金上班，公司为她提供了在东非的一个咨询职位。
当杰西卡整天穿梭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访问VEF贷款的借方时，马修则待在旧金山，为TiVo工作。他们常常互通电话，并开始策划运作一个将两人的兴趣结合起来的公司，一个致力于通过贷款，而非捐赠来缓解贫困的公司。马修到非洲待了一个月，两人仔细分析了他们的想法。
当他们从非洲回来后不久，马修已经有了Kiva.org建成并运行的基本框架。从那时起，杰西卡开始研究小额贷款行业的合作者，并将他们的组织定位为非盈利机构。当然，这有很多问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会介入吗？需要律师吗？现有的小额贷款银行会把Kiva当做竞争对手还是为了更大的利益和它合作？
Kiva上线前，马修和杰西卡需要找到借方。当杰西卡在乌干达的时候，见过一个乡村牧师，叫摩西·翁扬戈，现在杰西卡聘请他为公司寻找可能的贷款人。在他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就是欧玛拉正在挣扎中的鱼贩生意。翁扬戈很快找到了其他6个当地的生意，包括一个牧羊人和一个卖二手衣服的人。
翁扬戈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没有当地人合作，Kiva不可能评估潜在借方的信誉度和偿还能力。翁扬戈是一个大腹便便，能说会道的人，在他的社区里很受尊敬，他是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Kiva给了他一个数码相机，翁扬戈将这7个借方候选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的生意介绍上传到网站。
Kiva接下来只需找到贷方。似乎可以说，他们是故意选择这个小规模而且人员确定的群体作为首个“大众群体”的。两人给他们婚礼名单上的人发了邮件，等着看这300个朋友和他们的家人如何回复。不到一周，Kiva已经募集到3500美元——这些钱足够满足这七个借方的全部贷款。
“我们震惊了。”马修回忆道，“一切都解决了。”
2005年3月，欧玛拉收到了她的500美元贷款。这些钱让她可以直接到维多利亚湖去买鱼，买到的鱼不但能满足她那个村落的需求，连周围的村落也足够了。12月，欧玛拉全额偿还了她的贷款，而且还能剩下130美元，她购买了两头母牛和五只羊，这是不小的成就——这类“四条腿”的财产在乌干达意味着从饥荒到盛宴。但是现在Kiva的事业刚开始，这对夫妻面临着双重挑战：找到新的资助者，同时还要找到资助的新生意。马修之前已经意识到第一个障碍，他准备试着将Kiva建成一个足够自给自足的组织，这项事业让欧玛拉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他们要继续为之努力。
Kiva和乡村企业基金合作，解决了寻找借方的问题；但是那些有资金的人还是不知道Kiva，同时，马修要在TiVo工作，杰西卡也开始在斯坦福商学院上课了。可能Kiva永远只能作为他们业余爱好的一个项目了。
后来某天早上，马修在起床后发现，他的邮箱里有1000封邮件。他们的网站被放在了自由博客“每日科斯”的首页。那天早上，有超过100万人知道了Kiva，他们的业余爱好项目有了1万美元的贷款资金。
媒体金光闪闪的美誉随之而来，马修有了足够的动力在当年12月辞掉工作。Kiva能和全球的小额信贷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了，2007年9月，比尔·克林顿在他的书《给予——每个人都可以改变世界》中赞扬了Kiva.
歌迷变信徒
集资并不是新事物。从政治家开始亲吻小孩起，它就是美国政治系统的支柱。通过互联网募集政治资金的活动，从2000年开始逐渐加速。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选举期间，它变成了一种科学——募集的资金从开始的200多万到2亿7200万，大部分来自小额捐款。而这只是初期募集的捐款而已。
在寻找潜在资助者方面，互联网不仅加快了速度，而且简化了过程，以至于集资已经散布到各个领域，包括文化中最不可能的犄角旮旯——比如音乐和电影。
乍一听不太可能，细想则能够理解。为了制作一个畅销的专辑或电影，一般需要数额巨大的先期投资。光制作和市场营销的成本恐怕就需要上百万美元，——要是电影的话，差不多要上千万美元的投资。
因此，艺人一般都随便让电影工作室或唱片公司摆布，因为是他们决定要为哪个项目投钱的。但是，将这样的权利交给这么几个人，总是有些奇怪。最终，是由好莱坞五个主要的工作室决定投拍哪些电影，他们试着用直觉来决定上亿电影观众的品味和兴趣。
这个系统不仅不民主，而且效率很低。唱片公司的情况并没有多少不同，开绿灯的权利同样掌握在几十个高管的手里。再多的抽样小组，或者市场调查——工作室和唱片公司都会强势地参与其中——都很难轻易辨别出畅销货和滞销货的本质差别。
另一方面，集资可以让艺人直接吸引消费者。人们将一小部分金融股权投资到音乐人或电影制作人的事业中，这样，艺人吸引到的便是最后直接消费他们作品的那批顾客（我还没有看到过其他作家或创作者用这种方式，但肯定在2008年之前会出现）。
你会看这个吗？会听这个吗？如果是的话，给我几美金来帮助我完成这张专辑/电影吧。哪些产品应该被制造，最终消费产品的人最有发言权。
集资在文化领域的应用，还没有取得像Kiva那样的成功，但他们已经超越了理论阶段。英国作家和电影制作人马修·汉森开始了他的电影集资计划——并恰如其分将其称为“天使部落”——他想终止现有的工作室系统。汉森希望能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大概200万美元）制作一部故事片。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在网上贴出告示，希望每个想成为“天使”的人捐给他25英镑，汉森希望最终能有5万人参与，在过程中，他还加入了一个巧妙的技巧，在电影制作方面利用了一下众包——1000名投资者将为汉森的剧本创作提建议，并最终决定汉森写的两个不同版本的剧本，哪个将被拍成电影。
这不像听上去那么靠不住：2007年4月，威廉·布鲁克斯，一个36岁的英国撰稿人，发布了一个叫“我的足球俱乐部”的网站（MyFootballClub），目标是从5万人那里每人募集35英镑，用于收购一支专业球队。2007年11月，布鲁克斯已经筹集了70多万英镑，从而接管了艾贝斯费特联足球队。通过网络投票，布鲁克斯的“大众”有权决定球队的一切，包括穿什么球衣以及谁来执教。
汉森“想撬动一种创造性的商业模式，可以大规模免费生产文化产品。”最终，电影将会通过互联网发行，在“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授权下享有版权，也就是说，其他人只要不用于商业用途，便可以“下载，重新加工制作和发行影片。”原始的影片素材将被上传到网上用于商业用途。
汉森说，向大众收费，并让他们参与到一个像“天使部落”这样的众包社区，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保证了人们的参与是有意义的。“否则，为什么要把25英镑交给一个混蛋？本质上，你将电影从与越来越商业化的边缘变回了最初的形式——艺术。你不需要再为钱去取悦某个制作人，现在你要搞定的是一个社区——这让整个过程变得开放多了。”
开发新模式来支持艺术创作，这种需求在音乐人中更明显。随着CD销售的持续下滑，很多可能的商业模式陆续出现，最有趣的是荷兰的一个集资公司，叫做Sellaband。这是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前账户经理Pim Betist的创意——任何乐队都可以在Sellaband上建立个人页面，像MySpace那样，页面有乐队的介绍，还有试听音乐。但和MySpace不同的是，Sellaband不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朋友”，而是吸引投资人。Sellaband将这些人称作“信徒”，他们可以购买乐队的期权收益，每股是一张专辑10美元。如果募集到5万美元，Sellaband将为乐队介绍资深的制作人以及混音师，带他们到录音棚录制专辑。当录音工作完成时，每个“信徒”将会收到一张专辑，以及Sellaband网站广告收益的分成。
2005年Betist从壳牌退休后，开始运营Sellaband，他联系到欧洲音乐界的一位资深人士Johan Vosmeijer，他曾在很多大的唱片公司担任制作人，比如索尼和史诗唱片。不到三个月，两人已经凑足了开公司必需的资金。
2006年8月，Sellaband.com上线了。不久，音乐产业和媒体开始注意到Sellaband（我还曾在《连线》写过一篇报道）。10周后，Sellaband的第一个合同创下了5万的收益。第二支乐队来自盐湖城，叫做Cubworld，它在2007年完成了同样的壮举。
负责Cubworld创意工作的雅各布说，“我读到了这个网页的介绍，了解了它是如何操作的，心想‘这简直就是完成我梦想的银行账户。’”雅各布和“天使部落”的马修·汉森有着惊人的巧合。有人问他，这件事对Sellaband来说最好的地方在哪里，他没提到钱或名声，而是说“我不必再对老板言听计从了，以前老板告诉我，进棚前必须先写70首歌；现在轮到歌迷说话了，这件事就解决了。”
在录完一张六首歌的小样后，Sellaband发行了Cubworld的CD，并将其送到他们的“信徒”手中。在和Sellaband签约一年后，公司的发行收益保持在40%。在很多例子中，这个数字是零。但如果Sellaband的某个合同能大获成功，或有一首单曲能成为电视广告歌曲，他们的发行收入会非常丰厚。和Kiva不一样，Sellaband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所有下载，广告，网络CD的收入都平分给乐队、“信徒”和Sellaband公司。
Sellaband不仅将制作成本转移给了大众，还在过程中带动了社交媒体的风潮。由于乐队粉丝也是乐队投资人，所以他们比一般粉丝更积极。市场认为，Sellaband的“信徒”是“福音派”——那是每一个乐队（以及每一个销售产品的人）都渴望得到的。集资不仅为Sellaband的艺人筹到了钱，它真正的作用是为乐队建立起一批重要的“信徒”。在Sellaband的帮助下，有21个乐队的收益都达到了5万美金。
Sellaband出现的时机很有趣——上百万音乐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免费下载音乐。这种大规模的P2P文件共享，让唱片业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音乐人、经理人、大公司的执行官们……都尝试了无数不同的方法，试图对抗这种冷酷却无法逆转的潮流，这些方法包括让顾客自由决定购买价格，就像“电台司令”乐队在2007年夏天做的那样。然而，在一切都悬而未决的时候，Sellaband引领的这种集资方法对音乐人以及他们的粉丝，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唱片行业和他们“最好的顾客”进行了长达六年艰苦卓绝的法律战争。（2003-2008年，美国唱片工业协会以“盗版音乐”为由，提起了28000个诉讼）此后，对于很多年轻的歌迷以及那些从未真心相信公司在为他们争取最大利益的音乐人，唱片公司产生了极强的敌意。
结果，唱片行业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取消中介，直接让乐队和歌迷对话”的讨论。几年来，这些说法都只是一些鼓舞人心或模糊不清的空谈，然而，Sellaband已经找到一种模式——歌迷成了银行，取代了唱片公司曾扮演的角色，正如Kongaika说的，“歌迷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