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所有的资源代码都是开放的。与其说这是程序设计问题不如说是环境问题。但它将为电脑编程外的众多领域带来巨大影响。资源代码由英文指令组成，为了让电脑执行，需要转化成0和1。开源软件代码基本上就像听上去那样：所有人都可以查看，拷贝，改进，以及用于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目的。因为开放了，合作精神和自由交换信息在计算机编程中也得到了发展。也因为曾经开放过，一小部分有原则的编程人员决定继续开放。他们不能强迫微软，美国升阳公司或者苹果公司公开他们的代码，但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自由而开放的供选项。

为了这么做，开源软件行动的创始人不得不发明一种新方式。他们没钱雇人，但摆在面前的任务令人生畏——要编写全部操作系统，需要程序员花上百万小时的时间。

这些技术高超的人会花时间在一个注定失败的项目上吗？——当然会！很多很多人一起的时候就会。合作的话，沉重的压力就会平摊，而不会压在一小部分人身上。

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众创造出了它的第一个重大作品：Linux操作系统。它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当时所有公司最好的产品。开源软件提供了一个先例——这是概念的证明。如果这些在业余时间工作的人——灶台科学家，地窖音乐家，星期天摄影师——为众包这个引擎提供了燃料，那么，开源软件运动便为众包提供了蓝图。

当然，在1969年没有人知道这些。有一天，贝尔实验室的电脑编程人员肯·汤姆森忽然发现自己无所事事。他一直致力于一项工作——麻省理工学院，通用电气和贝尔实验室之间宏伟的5年合作计划。这个项目要为当时的大型电脑创造一种更有效率的操作系统，当时的大型电脑一次只能处理一项任务，这个限制条件减缓了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即使当时最先进的电脑也不例外。而新的系统应当能一次处理超过一项任务。

但是，这个项目并没有带来效率反而引起了混乱。操作系统的手册有3000多页，那年春天，贝尔已经放弃并退出了该项目。而就在那时，汤姆森有了一个4周的假期，他决定从草稿开始（设计），就当是为自己而作。他没有设定过高的目标——每周完成操作系统的四个组成之一。政治科学家和作家史蒂文·韦伯在《开源软件的成功》一书中写道，“仅靠一个人一个月的时间和非常基础的硬件条件，汤姆森不得不将好大喜功的心态抛诸脑后，做些简单的工作。”或者正如汤姆森的同事当时说的，“不做浮夸的事，能做一点算一点。”

那个月底，汤姆森已经写出了Unix的基本大纲，这个系统必定会成为最成功和寿命最长的操作系统。但并非Unix的流行让汤姆森成了英雄，真正伟大的是他的决定。他把Unix拆成一个个小的，独立的项目，做一件事算一件事。这样的规定最终让数百位程序员以一种分散的模式参与进来。今天几乎是用同样的方式——上千人共同工作——完成了一本参考书：维基百科。

将劳动分解成小零件，或者单元，这是众包的特征之一。在这个例子里，开源软件程序采用的正是各个击破的方法，而众包起到了辅助作用。

那时，没有很多人对此感兴趣。计算机科学已经在学术界或类学术研究机构之外，比如在贝尔或者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实验室之外发展了。分享计算机代码与信息自由交换的基本学术传统相一致。但这也是一个简单的权宜之计：它是唯一能让事情顺利进行的办法。1953年问世的IBM705是第一批商用计算机之一，造价160万美元。（按2008年的汇率，大约是1200万美金）它不但昂贵，还要占用很大的空间，为了告诉计算机如何工作，必须编写全部代码，这是件相当耗时的事情。为了最大化地利用现有资源，一些能担此重任的人不得不合作。

在发展的这几年中，出现了程序员文化，其特征是，在热衷某件事的专家中间，带有玩闹性质的，非常好的竞争性互动合作。它让我们的社会氛围鼓励原创和创新，最重要的是，自由获得信息的权利——尤其是电脑代码。用户和程序员已经没法分开，因为使用电脑的人就是编程的人。这就是黑客的起源。尽管这个词最后成了贬义词，但它本来的意思是指那些让技术变成艺术的电脑高手。

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对软件知识产权的要求就已经产生了，这带来了冲突。1976年，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微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公司当时唯一的雇员）写了一封“给爱好者的公开信”，没有矫揉造作，直抒胸臆：“绝大多数爱好者请注意！你们在偷你们（使用）的软件。”这封信是对黑客习惯的明确谴责，这种习惯的形成是建立在免费分享软件和源代码的基础上的。盖茨指出，他和艾伦在微软产品问世之初就已经支付了平均每小时2美金的专利权税。

谁会为这个去编写软件？盖茨很好奇。这些爱好者需要去找专业的程序员，毕竟，什么样的爱好者会花3年时间写程序，找到所有的漏洞，然后将心血工公开，免费共享？

盖茨大概永远也料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花3年去做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是上千个人一起做的话，为什么不愿意？

打了一场漂亮仗

198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专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决定一个人对盖茨开创的软件工业宣战。在这个过程中，他为黑客团体之前模糊的一个偏好下了定义。1970年，斯托曼已经到了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就读。哈佛位于曼哈顿上西城，它是风头正劲的自由教育的产物。斯托曼那时是一个极富进取气质，早熟的年轻人。他说，在到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前，他没有同龄人的朋友。接下来的13年他都生活在那——睡在办公室，靠写代码为生。

20世纪80年代早期，斯托曼看到，曾经在麻省理工实验室繁荣壮大的黑客团体分崩离析。他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事都离开了学术界，转而开办公司，致力于发展专利软件，为蓬勃发展的计算机市场服务。在这一点上，即使Unix——黑客文化的顶梁柱——也已经成了专利产品。为了抗议，斯托曼成立了GNU计划，致力于创造一个建立在开放或者自由使用代码基础上的操作系统。（GNU是“GNU不是Unix”的缩写，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幽默的黑客喜欢把工作当成玩乐。）

这是伟大革命的第一枪，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听到。

斯托曼负责麻省理工学院对外的所有交往，（尽管这所大学继续让他使用实验室和睡在办公室），他开始编写一个建立在Unix基础上的操作系统，但是这种操作系统允许使用者自由窃取，拷贝，截取，粘贴，修改，最重要的，允许使用者在源代码基础上加入自己的代码。

由于斯托曼的系统可以自由出入，这吸引了其他程序员和他一起为GNU项目工作。“人们开始询问并改进程序，最后，这个系统比我最初创造的那个好太多了。”斯托曼说。因为GNU操作系统是建立在Unix基础上的，因此，它也有分成上千份的小文件，对其他程序员来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从中轻松地挑选出某部份进行改进。1985年，“为了计算机用户的自由和维护所有自由软件使用者的权利”，斯托曼建立了公益自由软件基金(FSF)。 FSF帮助斯托曼继续完成GNU项目，它也让更多的人清楚的了解了斯托曼的理念：“自由软件”①的重点在“自由”而非价格。理解这个概念是要理解，我们在为争取自由使用权而战，不是为了免费而战。

通过自由共享操作系统，黑客精神毫不费力的复活了。1986年，斯托曼创造了C语言，顺理成章的成为操作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他完全开放代码。为了防止公司程序员将获得的代码用在其他软件中，然后拿到市场上去销售，斯托曼创造了“GNU 大众许可”（GNU GPL），这是一个比开源软件行动更伟大的贡献，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文化——这个许可①1998年，一批提倡自由软件的领袖采用专有名词“开源软件”，这个词和“自由软件”同义。

不仅规定许可下的所有东西可以自由使用，而且任何包含它的东西也要遵守这个规定。使用这个许可的软件成了它本身的许可，“这是一个解决自由繁殖的绝顶聪明的方法。”在讲述开源软件运动历史的书《反代码》（Rebel Code）里，作者葛林?穆迪指出。这个小花招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反版权”。1991年，斯托曼和一些程序员基本上完成了GNU项目，只剩下最后的核心（基本上是一个操作系统的心脏），这部分也是最难编写的，完成它起码要再花两年以上的时间。当时，黑客团体以外，几乎没有人听说过GNU，更别说使用。但这一切即将改变。

那年八月，来自芬兰的计算机系学生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个帖子，说“我正在编写一个（免费的）操作系统（只是业余爱好，没GNU那么专业，也没那么复杂）……我想知道大家最想要什么样的操作系统。”GNU核心程序的完成遥遥无期，托瓦兹等不及了，他决定自己编写核心程序，并很快给这个系统起了个名字：Linux。他通过网上发帖寻找合作者，后来证明，这一举动意义重大。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上千名程序高手参与进来，帮助改进了Linux系统。穆迪说“一个黑客的业余爱好衍生出了一个团体。随着Linux的逐步完善，使用它的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为它排除程序中的错误，Linux的发展日渐加快：这些品德高尚的人继续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带动着Linux的发展。”

今天，Linux主宰着超级计算机，手机，数字录影机（比如TiVo①），更不必说使用Linux系统的上百万台个人电脑。因为Linux用的是GNU大众许可，所以任何公司都不能以任何形式将其用于商业。这就确保了这个“品德高尚的团体”继续繁荣发展。

总的来说，Linux对普及开源软件项目做出了贡献。现在，软件开发网页Sourceforge.net上，有超过17万5000个正在进行的开源项目。各大主流公司都接受并采用了开源方式。大概有70%的互联网服务器软件是在Apache服务器上运行的，Apache是在开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所有的大规模电子邮件程序中，超过半数使用的是开源软件。开源团体不属于任何一个有组织的机构，比如某个公司或学术机构，他们证明了一件事：最杰出的网络是自发组织的。到底谁是Linux之父? 答案是：大众。

开源软件运动带动了很多新软件的开发，同时也推动了一种基本原理的发展。倡导开源模型的人都很重视透明度，这是出于实际需要，并不完全是因为研发进展的公开恰好吸引到了更好的程序。IBM，甚至微软，都开始使用这种既省钱又有效的方式来开发更好的产品，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开源模型带来的实际效果，并非为了追求其潜在的平等原则。

是什么让开源如此有效率？概括的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开源的“传道者”艾瑞克·S·雷①一种数字录象设备，它能帮助人们非常方便地录下和筛选电视上播放过的节目。

蒙德有过一个很著名的概括，揭示了它的本质：“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睛，无论多少漏洞都能

被找出来。”——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去尝试，就不存在棘手的问题。

比起最具才华最专业的员工，数量庞大而多样化的劳动力群体总是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它不仅适用于软件行业，也同样适用于企业科研，产品设计和信息制作领域。这是众包的一个中心理念。

雷蒙德的基本理念最初是出现在他在1997年一个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论说文“大教堂和市集”中，那时他的职业是一个软件工程师。这篇文章写的机敏而通俗，对于将开源战略应用于软件以外的地方，它起到了极端深远的影响。在这篇文章里，雷蒙德对比了两种开发软件的方法。“大教堂”说的是一种严格管理下的，等级分明的方法，从工业革命开始就成为标准的生产程序。雷蒙德用Linux做对比，“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操作系统，好似用魔法结合起来的……上千名遍布全球的研发人员一起工作，仅仅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互联网取得联系。”

林纳斯·托瓦兹的研发风格让人感到惊奇——提前发布，经常发布。只要能做，谁都可以加入任务，不害怕混乱。这里不是安静恭敬的大教堂——Linux的团体像一个大而嘈杂的集市，他们的做事方法和工作安排很另类…而那个条理清晰且稳定的系统只有在一系列奇迹发生时才会显露出来。

在大教堂，每一件事情都是自上而下协调安排的。在集市，每件事都是自下而上“协调安排的”（如果还能用这个词的话）。雷蒙德为“开源”天然而强大的马力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它不仅创造了一个完全没有漏洞的操作系统，而且用一种“大教堂建造者难以想象的速度”完成了这项工作。当雷蒙德在1997年第一次在linux 代表会议上发表他的论文时，只有电脑编程界的同行认识到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但是更多的人很快就会注意到。

不小心发生的革命

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1877年，当托马斯·爱迪生在西联电汇公司工作的时候，他改进了亚历山大·格雷汉母·贝尔发明的电话，那时的电话，仅能通过电线传播声音，爱迪生找到了一种将其记录下来的方法。不到一个月，他就宣告了“爱迪生留声机”的诞生。媒体封他为“加州门洛帕克的巫师”，这是一个延续至今的绰号。

爱迪生和助手们继续改进他的“谈话机”，他绝对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发明有一天会被用于娱乐业。当时，爱迪生只希望这个留声机能垄断商业办公用品市场，在接下来的三十几年里，“爱迪生留声机”出色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埃尔德里奇·里夫斯·约翰逊(Eldridge Reeves Johnson)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质的飞跃，他制造出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留声机。这个衣冠楚楚，能说会道又充满野心的人和爱迪生的竞争者之一合作，完善了爱迪生的发明。约翰森采用了一个很讨巧的商标——一只长着公鸡耳朵的狗正在听“他主人的声音。”

公司的名字叫“胜利者”（victor）,他的留声机叫Victrola。约翰森并不是发明家，但他一个人造就了唱片业。想创新，不一定非得做个发明家。就像爱迪生不知道自己会发明留声机一样，前哲学系教授拉里·桑格（Larry Sanger）也并不是有意涉足众包的。雷蒙德以软件开发为背景，写了“大教堂和市集”，但是后来证明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仅适用于软件，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桑格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篇文章的核心理念，但在2001年1月，他和老朋友本·科沃兹(Ben Kovitz)吃饭时，对此一无所知。

两人相约在圣地亚哥的一家餐厅，科沃兹刚刚从美国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搬过来，在当地一家公司找到一份信息工程师的工作。他十分高兴，不像桑格。桑格一年前刚离开学术界，现在他很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他的新工作大致上就是编写百科全书，但是进展的并不顺利。事实上，桑格很怕到头来一切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不是桑格第一次有这样的担心。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已经对计算机很感兴趣了。1998年，他开始写《桑格对千年虫新闻报道的回顾》，这是一个对和千年虫有关的报道概要，是写给那些IT经理看的，他们很渴望能躲过即将发生的这场大灾难。千年虫新闻报道的随着千禧年的到来烟消云散了，但它却让桑格对另外一个与互联网有关的冒险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听说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桑格在网上哲学讨论版打过交道的有钱企业家——想要投资一个互联网项目。

桑格和威尔士商量，计划创立一个文化方面的新闻文摘，但威尔士有其他想法。威尔士过去也编写过一些电脑程序，最近他对斯德曼的自由软件运动很感兴趣。桑格后来回忆说，“吉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坚持让我读一读‘大教堂和市集’”。对于百科全书，威尔士有一个想法，称为Nupedia(模仿斯德曼操作系统的名字GNU)。自从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出版了影响深远的1751年百科全书后，《大英百科全书》等不过是对其概念的重复，Nupedia也有可能由专家编撰，但和传统的参考书不同，Nupedia中的每一项，网民都能免费阅读，志愿者可以自由修改，就像其他开源项目一样——或者这也是它在那时出现的原因。

桑格完全被这个计划吸引了。“简直是着迷”，他回忆说。但他和威尔士都对此有所保留，两人对业余人士能否贡献出有意义的知识稍有怀疑，毕竟，他们的愿景是创造出一本专业的权威参考书。

尽管如此，桑格在2000年1月还是出任了Nupedia的总编辑。他立即着手建立一个顾问委员会，主要由他熟识的学术界人士组成。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桑格和他的委员会精心设计了一种挑选潜在作家的方法——每个参与者编写的词条，都需经 过七个步骤繁琐耗时的评阅。

开始，Nupedia似乎取得了进展。春天刚到的时候，威尔士和桑格看到网站已经贴出了一些通过检验的词条，这让两人备受鼓舞。到了夏天，只有一些词条通过了检验，接下来的几个月，又有一些完成了。威尔士和桑格认为词条会积少成多。但是他们期待中的事没有发生，到了桑格和科沃兹吃那顿晚餐的时候，Nupedia怎么算也仅完成了十几个词条而已。本打算用雷蒙德的“集市理论”创造一本百科全书（这本身就是个浩大的工程）结果，威尔士和桑格还是回到了“大教堂”的集权制方式，而且做的并不成功。

“本知道了这一切后和我说，他知道有个程序大概能让整个编辑过程更开放。”桑格说。在这顿决定命运的晚餐后不久，著名程序员沃德·坎宁安（ward cunningham）编写了一个简单的软件，WikiWikiWeb——目的是让写手在交换信息时更容易。作为软件的研发人员，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首批用户：坎宁安和研发团队很快意识到它的意义不仅限于此。

“维基”，来自夏威夷语，是“快速”的意思。这个程序允许无限多的用户在一个网页上创造和修改内容文本。更好的是，“维基”可以记录下每次的改动，也就是说每个打开页面的人都能看到哪些内容被改动了，是谁改的。2001年初，“维基”仍然属于那些受雇于科技（或者说被科技困扰）的人。但科沃兹向桑格解释了维基技术将如何帮助Nupedia加快编撰-修改-评阅这个费力而冗长的过程。而桑格一点就通。

“我立刻就了解了，记得当晚我就给吉米（威尔士）打了电话，还给他写了一个正式的计划书，建议第二天下午之前就开始使用维基。”桑格回忆说。威尔士也充分了解到维基能帮助桑格加快步伐，但他脑子里想的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钱）。尽管威尔士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在芝加哥通过期货交易发了财，但他不是建立Nupedia的人，威尔士的钱是通过一个有些自私的冒险完成的，那就是一个叫做Bomis.com的网站，其特点是：相对来说比较隐晦的色情图片。如果人类对性有着始终不变的兴趣，相比之下，资本投资就显得太善变了。除了技术部分，Bomis饱受诟病。

在清楚了离盼望中的贡献数量还差的远之后，桑格提出了很多新方法，通过这些方法，Nupedia可以改变它的软件体系以加快进度，但这一切都需要支付高额薪水，聘请一个专业的软件研发人员。更糟的是，这时，《大英百科全书》改变了他们以前的做法，将上万个词条贴在了网上，免费供人浏览。这让Nupedia的目的——创造一个免费的百科全书——变得多余。（和大英百科全书不一样，Nupedia使用的是理查德·斯德曼的大众许可，意味着使用者可以修改和创造内容，不光阅读。）

因此，在2001年1月3日，当桑格提出用维基系统加速Nupedia的进度时，他发现，只要不往Nupedia再投钱，威尔士对他的建议都表示接受。①

即使威尔士同意了，桑格也不能合法的将维基应用在Nupedia上。Nupedia聚集了一群学术界人士，哲学家，准百科全书作者。桑格很难让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告诉同事重头再来。在和科沃兹吃过“命运之餐”后的第9天，桑格决定应用第一个Nupedia 维基。

关于维基的成长过程，桑格在一个简短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我开始是打算将维基作为Nupedia的一部分；让公众编撰一系列内容，以完成Nupedia。”Nupedia要求所有作者都必须有他们撰写的这个领域的专业资格证明。“结果证明，Nupedia顾问委员会的人绝大多数都认为不需要维基。”今天格桑很乐于承认，对这个观点，他表示赞同。“他们要求精确和可靠。我和他们也一样很关心这些。”

然而，大众对此似乎没有共识。3个月后，亚特兰大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手们创造了17个词条。一个月后，增长到150个，4月底，数字翻了4倍。8月底，增长到了3700个。这远远超过了Nupedia曾经的增长速度。

当人们开始谈论这种“维基”式收集知识的方式时，写手的人数和词条同步增长。那年年底，“维基百科”有了1万5000条词条，即使这样也很难让人们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条目的数量在增加，增加的速度也在加快。最初，它是呈幂指数增长，一直持续到近期，才达到顶峰。但是，这是怎样的一个顶峰啊——“维基百科”现在有220万条词条——是《大英百科全书》的23倍——这还只是用英语书写的条目。

桑格和威尔士并不是唯一在新领域应用雷蒙德和斯德曼理念的人。就在威尔士和桑格正

①顺便提一下，威尔士一直坚持只有他应当被视作维基的创始人。但遗憾的是，他拒绝了本书作者的采访要求。

在为他们羽翼初丰的开源百科全书想点子的时候，鲍勃·凯恩斯基也正在将开源的理念应用于行星地质学。

在加利福尼亚的森尼维耳市，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姆斯研究中心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凯恩斯基正试着将用于SETI家庭工作室（SETI@home）的分配计算方法，应用于分析火星图像——这个问题当时正要交给阿姆斯实验室解决。

2000年夏天，凯恩斯基给弗吉尼亚·古利克打了一个电话询问相关问题，后者是阿姆斯的行星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在卫星图像上识别和测量地貌，比如环形山，山脊，峡谷等。古利克轻声笑道“那需要非常密集的劳动力，”这些冗长乏味的工作带来的结果就是，你要支付高额的报酬。她和其他行星地质学家正在寻找水存在于宇宙的证明。——“这是我们想去火星的一个原因：找到水的证据，如果有水存在，也许有生命存在。”

凯恩斯基想把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维京任务”中火星探测器收集到的所有珍贵的火星图像放到网上，请业余爱好者帮助完成识别和测量地貌的机械工作。古利克对此表示怀疑。“我当时想，‘这能行得通吗？’”我真怀疑这些未经训练的观察员，比如说，他们能分辨出新的环形山和退化的环形山的差别吗？（新的环形山有挺括的边缘，然而退化的环形山暴露在外，被几十亿年前就遍布火星表面的水和风侵蚀了。）最后，凯恩斯基和古利克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将这项极具价值的工作交给大众之前，他们将对大众进行一次测试。古利克可以拿到火星图像的火山口资料，他们已经被分类和编了目录。古利克的同事已经完成了对维京号图像中完整的环形山图像的识别、测量和分类工作，共8万8000幅。“她非常遵守学术纪律。”古利克说。“这些花了大概2年时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总局（NASA）悄悄将这个资料库全发布到了网上，让那些时刻关注网站的业余天文学家帮助专家分析图像。他们将这个程序称为：“Clickworkers”,这是一个完美的案例研究，因为古利克和凯恩斯基有一个控制数据集——一个已经完成的资料库。    不到一个月，上千名参与者已经成功的分析出了资料库里的所有图像。古利克和凯恩斯基既高兴，又震惊。不仅是因为志愿者们比专业的行星地质学家工作得更快，而是他们做的结果相当准确。

在很多方面，Clickworkers计划模拟了开源的生产模型。首先，一个庞大的工作通过网络被分配。第二，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数没有限制。第三，这项工作被分解成了小块的独立任务。因此，Clickworkers既能利用只有5分钟空余时间来做这件事的人，也能利用周末除了测量环形山无所事事的人。这对Clickworkers的成功至关重要——NASA的一项研究表明，37%的项目都是由以前的参与者完成的。

2006年，NASA重新启动了Clickworkers计划，但这次没有再试验。志愿者现在负责的工作是，从绕火星运动的HiRISE（代表高清晰图像科学试验）摄像机传回的上千副高清图像中分析出地貌。“这很可能会对科学产生重大影响。”古利克说。“人们每天花十分钟做这件事，却帮了我们大忙。志愿者肩负起了这些机械，劳动密集的工作，让科学家能专心投入学术和智能的研究发展中。”正如业余爱鸟人通过他们的资料收集为鸟类学做出了贡献，Clickworkers对行星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开源模型可以应用到软件业外的领域中，维基和Clickworkers就是有力的证明。相信用不了多久，它会被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去。

众包和专利问题

命运常常在最后一分钟才做决定，这很有趣。2005年十月末，伯克利政治科学家史蒂文·韦伯找来一些他认识的最聪明的人，聚在曼哈顿的会议室，共同谈论未来的商业走向。韦伯和一个作家正在合写一本关于“开源如何创造有价值的东西”的书，他们希望一些重量级的人能为他们带来灵感。被邀请的人包括美国前任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前顾问，哈佛大学通讯社的编辑，众多纽约咨询公司的顶级专家。

大家聚在一起的前一天，韦伯的主持人建议，邀请纽约法学院的教授贝丝·诺韦克，她是法律界的激进派要员。韦伯依稀记得几年前自己曾与一位聪明，冷静的女士在上西城吃过饭。他邀请了诺韦克，而她差点拒绝了韦伯。她的解释是自己已经有约了，但会尽量抽时间过去呆1~2个小时。

在一个反常的温暖的晴天，韦伯的智囊聚在了麦迪逊大街上的一家咨询公司一个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诺韦克在上午十一点后才出现，韦伯让她和IBM的专利律师大卫·加保斯坐在一起。两人很快热切的交谈起来。诺韦克创立了民主化设计研讨会（Democracy Design Workshop）——一个律师、学者和致力于法律改革活动的网络社团，也是在法律界提倡开放封闭系统，允许公众监督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专利系统正准备投入使用。

对IBM来说，想改革一个使用效果很好的系统，这很不寻常。在2007年，这项出色的技术获得了3125项专利——这是公司连续第15年超过全美其他公司，赢得最多专利。IBM在研发和工程方面每年大约投入60亿美元。公司仅在美国，就拥有超过了26000项专利。但是拥有这么多知识产权也会带来巨大花费。自1990年以来，专利争端在美国翻了两倍，平均的诉讼费用大概在200万美元——这是大卫·加保斯的梦魇，他没有26000项专利，他有的是26000个贪婪，琐碎，折磨人的复杂诉讼。

午饭时，小组散会。加保斯和诺韦克还留在会议室，锁在里头兴致勃勃的谈着。诺韦克最近刚提出一个激进的计划，特别小组已经通过：将专利申请用“维基”来完成。请大众来辅助专利审查人。他们将会在网上公开专利申请，所有人都能阅读，审核和发表评论。有相关经验的人将被吸引来，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审核专利，就像大众帮助创造“维基百科”一样，围绕专长自我组织。诺韦克解释说，这将为现有专利系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加保斯对这个主意并不陌生，因为他在IBM的团队讨论过类似的方法。这几年，在知识产权界，人们达成了一种共识：专利系统已经有缺陷了。现在讨论的都是关于如何修补这个系统。超过半数的专利申请都能成功，这就囤积了很多含糊其辞、内容重复的专利。加保斯说，“一些专利，我们不明白它想做什么，法院对此也迷惑不解，甚至连专利申请人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我们会为这类专利起争执，工作便无法继续。”他和他的团队提出，将专利开放，交给同事审核，这是一个被学术期刊使用过的方法——一些有机化学家受邀对同事写的一篇论文发表评论。但这和诺韦克说的并不一样。

诺韦克的灵感不但来自学术界，也来自开放资源软件采用的集体生产模式，亚马逊的用户产品评论等很多互联网新生事物，都运用了这种模式，比如在线电影资料库IMDb.com和雅虎问题服务——谁都可以在里面尝试回答问题，让人惊讶的是成功率竟然很高。

如果没有一些倔强的“偶像破坏者”，比如理查德·斯托曼这样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能够存在。他们对于信息应当如何制造和分配，提出了一些非常反传统的想法。众包的本质是采用开源的方法生产包括软件在内的产品。诺韦克并不是第一个尝试开发巨大的网络社区中体现出的内在智慧的人，但是她的计划是最激进的方式之一，因为它的目标是颠覆一个政府最令人尊敬的职能：对发明创造和原创观点的法律保护。

加保斯离开会场的时候陷入了一种着迷的状态，还有一点害怕。几天后，他打给诺韦克，提议他们一起开始着手这个计划。“我告诉她，我们认为她的计划绝了，但是我们不能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它授予专利的权利。”加保斯回忆道。

世界上最大的专利拥有者IBM，和耶鲁大学毕业的一位法学教授正在讨论将专利审核外包，这件事是一个暗示，告诉我们由开源软件运动带来的生产模型已经发展的非常快了。
    而当前美国授予专利的方式正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发明家有了一个好点子。她从美国专利商标局（以下简称“专利局”）的网站上下载了一份专利申请表。填好表格，附上所有相关的图表，技术说明，以及她认为需要的辅助文件后，她发给了专利局，然后在电话旁等候。这一等就是漫漫无期。如果此人够幸运，她也许会在两年或两年半以后——这是从填表到得到结果的平均时间——接到一份关于她申请的评定。美国专利商标局现在有超过100万的积压申请，它们甚至还没有放到专利审核人的桌子上。而审核人本身也是众所周之的过劳和低薪，专利局现在雇佣了大概不到5500名审核人，但专利申请的数量却在快速增加，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46万7000份。结果，审核人员每天要平均工作20小时，检阅这些内容，即使是那些最繁复冗长的申请也不例外。

当审核人坐下来看一份申请的时候，他必须首先定位与其相关的“在先技术”，这包括之前的专利，以及和现在申请的专利相关的其他出版材料。如果发明者有一个关于音乐牙刷的点子（不要笑——这是专利号5044037的发明），审核者不得不搜索机构700万项专利资料库，看是不是已经有了音乐牙刷这项发明。

谈论音乐牙刷也许合理，但是当专利涉及到对某个现存程序的模糊改进时，这个工作将变得更加艰难。因为直到2005年，专利局的员工中都没有一名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人士。（而软件工程方面还是有专利提交）因此，专利局曾让学有机化学的审核员尝试评估此类申请，而这些申请可能连比尔·盖茨看了都觉得一头雾水。

不仅公众没有进入专利审核的机会，专利审核人员也不能和公众交流。根据专利局的规定：“一个专利审核人员在审核专利的过程中，不能咨询外部人员的意见。”这是担心这样的接触可能会影响机构的中立立场。在专利审核中，许多内部部门甚至禁止使用互联网。

总的来说，这些过劳而且封闭的审核员们，就像预料的那样，在颁发专利时会犯错误。这就造成了互相矛盾的难题，这让加保斯的工作变得十分艰难。

趁着专利审核的混乱局面，一些公司增加了他们的申请。2005年，《纽约时报》报道说，微软提高了他们的目标，预计将每年申请的专利数目从2000项提高到3000项。那年微软有两项专利申请，一是“制造和电话相关的备忘录的系统与方法”，另一个是“为文件添加和删除空白”——这些专利似乎毫无实际意义，而且看上去很好笑。但疯狂申请专利的结果却并不好笑。

“在一些公司，专利诉讼官司成了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加保斯说。“他们发明的一些专利根本没打算用，就是为了勒索。”一般我们称这样的公司为“专利恶魔”，他们的故事堪称传奇：2006年3月，当专利公司NTP和黑莓手机的缔造者RIM打官司的时候， NTP威胁说要派工作人员到全世界去抢夺付费电话。RIM支付给NTP6亿1250万美元的赔偿费。    ——很明显，专利申请的处理方法需要改革了。

在第一次会议后不久，加保斯让他的律师协助诺韦克，完成向公众开放专利审阅过程的计划。这是一个对开源软件模型的明确支持。尽管这样的计划对于像Big Blue（IBM的绰号）这样的公司来说，显得古怪而激进。但事实上，这个计划恰好和IBM在20世纪90年代彻底改变核心商业模式后走的方向相吻合。公司曾严密地保护其专有软件，现在程序员们却为了开发开源软件，工作上千个小时——这个软件无法通过许可赚钱。公司甚至贡献出一些专利给支持开源项目的“自由软件基金”。这不算是慈善，据公司内部的人说，提供与开源软件相关的“专业服务”赚的钱，远远超过了公司因放弃软件专利许可损失的钱。这个举动带来了新的改变和产品，同时也增加了IBM在组织严密的软件编程人员团体中的声望。

2006年12月，诺韦克和加保斯受邀和专利局的一些律师见面。事实上，专利局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开发开源社区。2004年，布什总统任命乔恩·杜达斯(Jon Dudas)为专利局局长，他的任务是进行专利改革。政府的律师希望加保斯和诺韦克能组织一场会议，专利局愿意主持。

2007年1月，IBM公开宣布了“公众专利审查计划（Peer-to-Patent Project）”（这个词是一个文字游戏，来源于一个很受欢迎的文件分享技术Peer-to-Peer，人们常用它来非法下载音乐。）几周后专利局履行了诺言，和当时知识产权界的几位权威主持了这个座谈会。一年后，微软、通用这样的公司都答应参加这个项目，2007年6月15日，项目正式启动。尽管这个计划还在试验阶段，但诺韦克对此信心十足。2008年春天，已经有近3万3000人审核了大概22项专利申请，提交了192例“在先技术”。诺韦克说，“这个计划证明，市民不只会投票和回答问卷，他们能做很多事。他们有真正的专业技能，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乐于贡献。”

这是开源运动的分水岭——最顽固而且守口如瓶的政府机关也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比起高高在上的科学神坛，在大众网络中可能会有更多专家。然而20年前，只有一群无名的电脑程序员主张这样的方法。他们恐怕绝对没有料到，这个方法改革了很多东西的创造方式，除了操作系统，还有地图、T恤等。

但是，设计软件程序和创造开源式地图或者拍摄一段视频新闻……是有很大不同的。开源软件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科技和软件的数量激增，而且在人们的购买能力之内。人们如何不计酬劳地聚在一起，带着热情出色地完成工作？——开源为此提供了蓝图。但是如何跨过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大众需要工具以及使用工具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