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记者史蒂芬·列维（Steven Levy）出版了《黑客：计算机革命中的英雄》（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该书详细讲述了这个在众人眼中龌龊的亚文化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不仅创造了个人电脑（并最终催生了因特网），而且也创造了与之共存的独特社会精神。史蒂芬·列维在书中列举了七条“黑客道德准则”：

1.    Access to computers—and anything which might teach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way the world works—should be unlimited and total.

接触电脑和任何能教会你世界运转方式的通道都应该完全向任何人开放。

2.    Always yield to the Hands-on Imperative!

永远践行亲自动电脑操作的指令。

3.    All information should be free.

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免费的。

4.    Mistrust authority—promote decentralization.

不信任权威，致力于推动反中央集权式统治。

5.    Hackers should be judged by their hacking, not bogus criteria such as degrees, age, race or position.

黑客只受其黑客技术水平评价，而不是受制于他们的学位、种族、年龄或社会地位影响。

6.    You can create art and beauty on a computer.

计算机可以创造艺术和美感。

7.    Computers can change your life for the better. 

计算机能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史蒂芬·列维提出的第三条准则可以追溯到1959年，当年彼得·萨姆森（Peter Samson）在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技术模型铁路俱乐部（TMRC）。该俱乐部是一个追求原创性的团体，而且也是人类迄今历史上最招人厌烦的团体了。该团体在维基百科上的解释词条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俱乐部由两个团体组成：一个是对火车模型和景观设计感兴趣的团体；另一个团体则组成了电子信号和动力小组，他们负责研制让火车模型运转的电路板。电子信号和动力小组创造了很多当今的流行语，其中就包括“黑客”一词，这个小组最后把兴趣的落脚点放在了电脑和编程上。他们最初受放置在麻省理工学院26号楼、价值数百万美元的IBM 704大型主机所吸引，但是使用这台主机的权利和时间往往都被更重要的人所占有了。当俱乐部成员杰克·丹尼斯介绍他们使用放在林肯图书馆、用长期贷款购买的、价值300万美元的TX-0电脑时，这个团队开始真正迷恋上了电脑。他们会呆在TX-0电脑的房间一直摆弄到夜里，希望某个预约了来使用电脑的人不会出现。

史蒂芬·列维在书的最后简单地提到了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斯蒂沃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凯文·凯利后来成了《连线》杂志的执行总编，现在也一直担任着杂志的资深顾问；斯蒂沃特·布兰德曾是“快乐逍遥汉”（Merry Prankster）[1]成员，创立了最有影响力的反主流文化杂志《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并担任总编，1983年，斯蒂沃特·布兰德收到130万美元的预付款让他编写《全球软件目录》一书。《全球软件目录》出资人的目的就是想要让这本书成为新兴个人电脑文化的导航灯，就像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回归乡村运动热潮一样。

当凯文·凯利和斯蒂沃特·布兰德发现了史蒂芬·列维的书后，就打算召开一个会议，把三代黑客都汇集一堂。正如后来凯文·凯利告诉斯坦福大学通讯专业的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教授那样，他和斯蒂沃特·布兰德想看一看黑客是否能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先驱”，他们也希望“看到或是让与会者来制定黑客的道义标准”。

1984年11月的一个周末，大约150名黑客从各地赶来，聚集在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北部马林滩头的克洛科海特堡。参与这次周末会议的有苹果公司的创始人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超文本的发明者之一泰德·尼尔森、理查德·斯托曼（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科学家，后来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和绰号为“嘎吱船长”的西奥多·德雷珀(因为他发现了用麦片盒里作为奖品的哨子向电话话筒吹声，可以免费打电话)。除了提供食宿以外，凯文·凯利和斯蒂沃特·布兰德还给与会的黑客提供了电脑和视听设备。

在这次会议上，两个主题多次出现：一个是如何确定“黑客的道义标准”，另一个是探讨电脑行业中将会出现哪些新的商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斯蒂沃特·布兰德提出了史蒂芬·列维提出的七条准则中的第三条：

“一方面，信息想要变得昂贵，因为它很宝贵，在恰当的地点得知恰当的信息，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而在另一方面，信息也想要变得免费，因为发布信息的成本一直在下降。因此，这两种趋势在互相牵制。”

这也许是网络经济中最重要而又误解最深的一句话了。

斯蒂沃特·布兰德这番话尤其重要的是它在科技和思想之间建立起了纽带。摩尔定律讲的是电脑实物载体的价格变化，而信息则是建立在这种载体之上的无重量的商品。物理学决定了晶体管某一天会降价到零，但是这些晶体管所处理的字节（信息）的价格则可能有升有降。

也许信息会变得更便宜，因为复制信息是如此简单。也许信息会变得更昂贵，因为电脑信息的完美处理会使得信息的质量更高。实际上，正是这一点才使斯蒂沃特·布兰德做出了上述评论，他的评论中指出了两种极端出现的可能性。

大多数人只记得斯蒂沃特·布兰德这番评论中的半句“信息想要变得免费”。 这和彼得·萨姆森当年对史蒂芬·列维列表的两种理解相差很远。首先，在彼得·萨姆森看来，最重要的免费还有自由、“不受禁锢”的含义，在当年的主机时代也就意味着该让谁使用主机。不过，斯蒂沃特·布兰德后来提出了和这本书相关的免费含义，也就是零价格的意思。

第二个区别在于，斯蒂沃特·布兰德把彼得·萨姆森原来所说的“应该会”改成了“想要”。斯蒂沃特·布兰德说法的一大特点就是从人类中心说的角度，赋予了信息以欲望，而非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用“应该会”的措辞）。这种价值中性的措辞让“免费”摆脱了理查德·斯托曼这些狂热黑客的定义，他们想要保护一种信息强行开放的观念。斯蒂沃特·布兰德的这种表述就让人觉得信息“免费”像是一种自然力量，就好像生命想要有张力或是水自然会往低处流一样。

斯蒂沃特·布兰德的这番话之所以会被误解，是因为人们只记住了一半，而另一半“信息想要变得昂贵，因为它很宝贵”则被人忽视掉了，也许是因为人们觉得这两句话像是一个悖论，或是话说的有些重复。或许，我们换一种表述方法能更好地理解这段话：

商品化的信息（人人都能得到同样版本）想要变得免费，而客户定制化（你得到对你而言独特、有意义内容）的信息则想要变得昂贵。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概括方式也并不完全准确。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谷歌搜索引擎不是正对你的问题提供有意义的解答的独特、客户定制化服务吗？我们再换一种说法：

丰裕的信息想要变成免费，而稀缺的信息想要变得昂贵。

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就根据信息的“丰裕性”或“稀缺性”来计算其边际成本。能够以低价复制和传播的信息想要变成免费，而那些边际成本高的信息则想要变得昂贵。因此，你可以免费下载这本书的电子版（丰裕的商品化信息），但是如果你想让我飞到你所在的城市，并准备一个关于你从事的生意相关的演讲，那么我也愿意效劳，不过你要为我（稀缺的）时间支付报酬。我膝下有好几个孩子要养活，而现在的大学学费丝毫都没有变便宜的迹象。

布兰德自己的解释

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解释。鉴于斯蒂沃特·布兰德这番洞见的重大影响力，我找到了他本人求证当年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我首先提出的问题和他这个经典表述有关。首先，我问他为什么要把黑客道义标准中关于信息的表述从“应该会”改成了“想要”？

斯蒂沃特·布兰德说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理由是出于语言学的角度，他觉得用“想要”听上去更舒服，“用‘想要’，而不用让人联想到指手画脚的‘应该’，听上去更有诗意也更有深意。”第二个理由则更加重要：“用了‘想要’，就使得关注问题的角度从你自己转变到了现象本身，而现象就是这种特殊形式的信息共享会带来价值。”换而言之，这在更大程度上是信息的一种功能，而非你或我所能做出的某种决定。我们个人对信息应该是收费还是免费赠送的态度并不重要，而在信息背后所隐藏的经济学则显然倾向于后者。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当大家把布兰德说的这句话拆开来之后，往往都会忘记后半部分，而他为什么要在一句话里放入“免费”和“昂贵”这二元性因素呢？

斯蒂沃特·布兰德说他对信息受这两个极端影响的悖论感兴趣。

在关于这一点的论述中，我听到了关于知识产权的内容，“免费”和“昂贵”双方都站得住脚，这也就是悖论的含义，悖论能推动我们所关注的事态发展。婚姻是一个悖论，丈夫会有一种矛盾心态，觉得和她一起过不下去，但是离开她自己又过不下去。这两种心态都是正确的，而这两种心态碰撞后产生的动能和其他因素一起，成为让婚姻变得有趣的动因。

悖论和矛盾是不一样的。矛盾会使得矛盾双方停滞不前，而悖论则使双方都能继续前进，因为每当你承认悖论某一方有言之有理，那么你就会留意到悖论另一方的言之有物。

在一次会议上，你可能会遇到想推广免费共享软件的人，你也会碰到向企业推销售价几千美元的版权软件。那么软件的售价就在你眼前呈现了，价格既可能增高，也可能降低。换而言之，市场上这两种趋势都存在，买家能承受多高的价格，那么卖家就会喊出多高的价格，而买家则会喊出各种各样奇怪的价格。作为卖家的你，在售价上绑架一些企业，完全可以像绑匪绑架人质一样。

斯蒂沃特·布兰德说的那段话中另一个费解之处是他使用的“信息”一词。在斯蒂沃特·布兰德使用这词的时候，它出现还没多久。“信息”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8年，克劳特·雪龙（Claude Shannon）发表了一篇关于信息理论的著名论文。在此以前，人们描述用代码体现出来的思想和指令这种现象时，使用着不同的措辞（或是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好词）。实际上，克劳特·雪龙1939年发表论文阐述自己刚刚萌芽的理论时，他所使用的就不是“信息”，而是“智能”一词。他当然还是用了“语言”这样的词，当然也使用了“符号”和“记号”这样的词。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信息”一词还经常用于表示得悉情况的用法，例如“我得到了一些新信息”，或者表示“事实”的含义。

克劳特·雪龙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任职，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信号处理的基础之上。该理论把信息定义为噪音的对立面，这就是连贯和不连贯信号的区别，他也计算出该如何从一种信号中提取另一种信号。这在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领域都能做到，但是如今当我们谈论信息时，我们指的往往是数字化的字节：依据解码方式不同，这种表现为开或关的信号有可能什么都不代表或是可以代表一切。

一台文字处理设备会认为你MP3里的歌曲是噪音，而你的TiVo数码录像机也无法阅读一份表格文档，但是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些字节。一个字节只能代表两种状况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或许有含义，或许没有。但是信息在英国人类学家葛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看来，就是“产生区别的区别”。

当斯蒂沃特·布兰德使用“信息”一词，他指的是数字化的编码内容；这也体现了他在早期数字化网络方面的经历，包括他参与创建的早期在线互动网络社区“全球电子链接”（WELL）。斯蒂沃特·布兰德了解到，字节和它们所代表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字节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免费的，但是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却会有各种各样的价值，价值有可能为零，也有可能是无价，这取决于到底是谁接收到了这些信息。

斯蒂沃特·布兰德说：“我常用来解释全球电子链接的一个例子就是电话公司。电话公司并不是靠出售你的谈话来挣钱的，它们也并不在意大家彼此间在电话中说了些什么。它们在意的就是你为通话时长买单，具体内容则无关紧要。”

斯蒂沃特·布兰德又举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活化例子，那就是酒吧。酒吧给大家提供了聚会和谈话的场所，但是并不会因此收费，收费的对象是给聚会和谈话充当润滑剂的啤酒。斯蒂沃特·布兰德说：“你肯定会找到别的东西来收费，要不就是酒吧客人喝了几杯啤酒，或是电话收费，或是相关广告之类的渠道。你总是会找到收费的对象，但不是向信息本身收费。”

斯蒂沃特·布兰德提出那番经典论断已经有半个世纪了，但是人们还是只引用其中的半句话，他是否生气呢？这就是发生在“拟子”身上的情况，斯蒂沃特·布兰德说，不管是否忠于本意，“拟子”都在以最高效的方式进行传播。不过，他指出，毕竟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当年发表著名演讲中说的并不是“热血、汗水和眼泪”，而是“热血、汗水、辛劳和眼泪”。完整的引用这句话听起来会更舒服些，因为单独拿出其中的任何一个词都算不上精华。不过，经过口耳相诵，某句名言会演变为它最适宜传播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