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的教训：如果某样东西每年都贬值一半，那么价格降到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54年，当原子能的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时，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主席李维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在纽约市就向很多科学题材作家预言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将要来临。人类将战胜疾病，我们将会了解衰老之谜，人类很快就能“毫不费力”地在海上和空中高速移动，很多地区的饥荒将成为历史。另外，他还有一个更著名的预言：“不出意外的话，我们的孩子在家里享用的电价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太空时代到来了，现代的药物战胜了古老的病痛，化学工业正赋予我们“更好的生活”，而且养活了整个地球上的人，信息时代正在降临并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差不多所有能发明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出来了，它们很快被冠以某个品牌，进行包装，然后推销给日益增多的已经习惯于免费的消费者。

二战后，科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繁荣时代，这已经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荣耀了，而成了很多国家国民的福祉。人类思想的力量和聪明的机械使得我们能从繁重的家务活中摆脱出来，也使结束战争成为可能。我们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并非是否住在太空殖民地里，而是到太空旅行时该穿什么。动画片《杰森一家》是部喜剧动画片，但是《摩登原始人》则更搞笑。某一天我们会在太空收税或是家中拥有机器人管家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像我们的祖先住在山洞里一样成为现实。

战后的科技昌明使得我们迎来了从未有过的生产力迅速增长和经济高速发展。当然，现实情况并没有李维斯·斯特劳斯预计得那么理想，电价还没有便宜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尽管和煤炭相比，铀的价格相对更低，但是建造核电站反应堆和发电厂的先前投入比建造火力发电站更高。核废料是一个至今都没能彻底解决的问题。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和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泄露事件发生之后，世人益发觉得建造核电站是一个昂贵而又冒险的提议。

如今，核电的价格和火力发电的价格相近，也就是说，电力供应的经济学方程式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万一李维斯·斯特劳斯的预计是正确的话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如果电能几乎变成免费会怎么样呢？答案应该是电所能驱动的任何东西（几乎是任何东西）都会改变了。我们不再会去比较电力和其他能源哪种更加便宜，而是会尽可能地多用电能，因为电能那么便宜，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担心能源使用效率。

那样一来，所有的大楼都会用电来供暖，我们丝毫不会去考虑电热片的热转换效率高不高。我们都会驾驶电能驱动汽车（免费的电能足够驱使我们去研发高效能的汽车电池储存技术）。大规模的海水淡化工厂将随处可见，把海水变为任何人想要的淡水，从而使我们能把大片的内陆荒地变为粮仓，把沙漠变为绿洲。

在农业生产中的两种主要投入要素空气和阳光都是免费的，现在如果水也能免费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生产出远远超过需求数量的粮食，其中的很多粮食都可以用来制作生物燃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使用价格过高而且有污染的化石燃料则会被视为愚蠢之举。这样一来，碳排放量将大为降低（使用石油和煤炭会把碳排放进入大气，而植物在它们被焚烧之前则会吸收大气中的碳），也许“全球变暖”这样的词语就不会在人类的语言中出现了。

简而言之，“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计”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这不可能。对于电能而言，或许确实不可能（当然大家也不能预测我们某一天能取得利用太阳能的突破性进展）。但目前有三种科技的应用和电能一样广泛，那就是电脑处理器、数字化存储装置和带宽。这三者都已经变得太便宜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戈登·摩尔第一次发现这一变化规律并提出摩尔定律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这种发展趋势的速度让人感到眼花缭乱。同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戈登·摩尔跟踪的三要素之一的电脑处理器升级速度在三者中是最慢的。与之相比，每隔一年半时间，半导体芯片所能储存的容量就能提高一倍（这也是为什么花同样多的钱，每过两年你能买到的iPod都是之前存储量的两倍）。硬盘的容量不仅变得更大了，而且运转更快。每隔一年，在电脑硬盘指定区域的存储量都能扩大一倍，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用自己的TiVo数码录像机可以储存几百小时的节目。在三者之中，升级速度最快的是带宽，每隔九个月光纤的数据传送速度就能提高一倍。这也是为什么你都可以不用TiVo数码录像机了，因为你可以使用www.hulu.com这样的网站来在线随时观看你喜欢的节目。

上述每一种科技趋势都会带来必然的经济学结果，而且这些结果也是作用更加明显了。这些商品的价格每隔一两年会减半，而它们的运算能力和速度却在加倍提高。这就意味着，如果指定价格的电脑处理器每隔两年性能提高一倍的话，那么在相同时间内指定性能的电脑处理器价格就会下降一半。

我们不妨来看看晶体管的例子。1961年，一个晶体管的价格是10美元。两年之后，一个晶体管的价格就降到了5美元。又过了两年，当戈登·摩尔1965年4月在《电子学》杂志上发表了摩尔定律时，晶体管的价格又降到了2.5美元。到了1968年，晶体管的售价降到了只剩1美元。7年之后，价格进一步回落到10美分。过了7年，晶体管的价格就降到了只剩1美分了。

如今，英特尔公司最先进的处理器芯片里有大约20亿个晶体管，价格是大约300美元，这就意味着每个晶体管的价格大约为0.000015美分，这个价格已经低得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了。

正是由于电脑处理器、存储装置和带宽“三剑客”的共同作用，使得网络科技变得更迅捷、更出众而且更便宜，因此如今大家可以得到YouTube这样的免费服务，能够不用多少缓冲时间就可以看到海量的免费影视节目，这些节目的清晰度也在变得越来越高，试想仅仅几年前要看到这么多节目你可得掏上一大笔钱才行。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哪种经济的主要投入要素像“三剑客”这样快速而长期地降价。它们是新型“免费”的推动引擎，而且超越了以往的市场营销伎俩和交叉补贴。在这个几乎所有东西都在涨价的世上，建立在这三种科技因素基础之上的任何商品却总是处在降价通道中，而且还在持续降价，直到某一天降到了趋近零为止。

期待未来更便宜

如果你所生产的东西会有规律地降价，那么你不妨尝试一下看似有些不可思议的定价方法。你可以不必按照产品如今的售价来定价，而是按照它今后的售价来定价。这个较低价格刺激的新需求会促使产品的降价趋势更早到来，从而使得预期的降价幅度比想象得更早出现，这样你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例如，在60年代初，美国飞兆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向军方出售一款名叫1211的早期晶体管，售价是每个100美元。美国飞兆半导体公司想把这款晶体管卖给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并装在它超高频电视频道调谐器上。当年，美国无线电公司还在使用传统的真空管，单价仅1.05美元。

美国飞兆半导体公司的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杰里·桑德斯（Jerry Sanders）知道，如果他们产品的销量能提高，那么晶体管的生产成本很快就能降下来。但为了能做成第一笔买卖，他们需要在没有销售量的情况下把价格立刻降下来。就这样，他们两人把晶体管的价格压低了，而且在根本不知道如何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就把1211晶体管的单价直接砍到了1.05美元。杰里·桑德斯事后回忆说：“我们当时生产这些晶体管的工厂还没有盖起来，生产流程还没有确定，但是我们已经确定了底线，下周就和客户报价1.05美元一个。我们的销售是在赌未来。”

他们的奇招收到了奇效。因为提前让价格曲线下降，美国飞兆半导体公司成功地把成本降到了1.05美元，并占据了超高频电视频道调谐器90%的市场份额。两年之后，他们又把1211晶体管的价格压低到了50美分，实现了公司盈利。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新经济时代的新规则》一书中把这种做法称为“期待未来更便宜”。

试想一下，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早先设立T型车工厂的时候也面对着同样的业绩趋势。不过这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像汽车这样的实物怎能像数字化科技产品这样迅速降价呢？其实，每年我们从地下挖掘的矿石并冶炼成的金属材料会增加一倍。装配汽车的所有零配件都会像半导体芯片一样变得越来越便宜，汽车的雨刷器和变速器也遵守着类似的摩尔定律。工人们也要同意每年都减薪一半，否则一半的工人都会被机器人所代替。

但是，如果你目睹了汽车工业早先发展几十年的状况，那么这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1906年到1918年期间，汽车的性能价格（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汽车性能）每两年就会下降50%，因此到了1918年末，一辆汽车的价格只相当于10年前的五分之一了。

通过把手工制作转变成为由电力推动的生产流水线，亨利·福特降低了用工成本。通过把为客户专门定制汽车零部件转向生产标准化的零部件，亨利·福特再次降低了劳动成本并卖出了几百万辆批量生产的汽车。

但是，亨利·福特划时代的生产线技术和批量生产所体现的成本曲线显著下降趋势并没有延续很久。汽车的性价比还在提高，但是提高的速度已经减缓了，每年也就提高百分之几而已。我们现在从地下挖掘矿产的能力已经提高了很多，现在将近一半的汽车工人也已经由机器人所代替，但是这样的变化并非在一夜之间就发生的。汽车已经变得更便宜、性能更优越了，但是变化的速度已经大大落后于数字科技的变化节奏。如今，汽车依然还是一件昂贵的工业品。

从环境的角度而言，这倒也不是坏事。如果实物工业产品也像微芯片降价得那么厉害的话，那么引发的工业产品过剩导致的“负外部效应”将会很严重。如果你看过皮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E墙》（Wall·E），人类饱受垃圾堆积如山之苦，那你就能意识到这一问题有多严重。

但是在数字化世界里，我们所创造出的丰裕产品主要都是生命短暂的信息，包括电子、光子和磁通量，没有什么能阻止信息产品加倍涌现并发挥显著效果。结果正如戈登·摩尔指出的那样令人惊叹：“摩尔定律和墨菲定律（Murphy’s law）是互相违背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的趋势。”

摩尔定律为什么会奏效？

实际上，大多数工业流程在一段时期中规模效应会变得更好，影响它们的正是所谓的“学习曲线”。因为学习曲线的存在，半导体行业中的工业流程变化得比其他行业更快而且延续时间更长。

 “学习曲线”最早是由19世纪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提出来的，用来研究他观察到人们在经历反复重复后记忆力提高的表现。但是，这一术语很快就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它表明如果一项任务出现的次数越多，那么下次人类再重复操作同样任务所需的时间就减少了。这种因果关系1936年首先在美国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得到量化证明，基地的管理人员通过记录发现，每一次飞机总装配数量增加一倍，总用工时间就会减少10%到15%。

60年代后期，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开始关注科技行业的表现，并发现行业内的业绩提高幅度并非简单的学习曲线所能解释的。学习曲线更多的是关注人类的学习表现，而在科技行业中的重要进展似乎与规模增加关系更密切。随着大批量制造的产品出现，产品产量每增加一倍，其成本就总能有规律地降低（10%到25%）。波士顿咨询公司把这称为“经验曲线”，用来描述机构学习能力的提高，内容涵盖行政效率的提高、供应链优化以及工人学习能力的上升。

从70年代开始，在新兴半导体产业中的价格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经验曲线所能解释的范畴。早先研制出的半导体产品正以波士顿咨询公司提出的价格最大降福在持续下跌，在10年的时间里，美国飞兆半导体公司1211型晶体管的销售量猛增了4 000倍，也就是说翻了12番，按照经验曲线的解释，这会使得这种晶体管的价格降到了原来的三十分之一。但实际上，这种晶体管的价格降到了原先的千分之一。显然，还有经验曲线没能解释的东西在起作用。

半导体产业和其他工业所不同的地方也代表了很多高科技产品的共性：其脑力和体力投入比相当高，也就是说生产这些产品更多的是依靠智力而非原材料投入。毕竟，微芯片都是由硅土精巧地拼装在一起。正如乔治?吉尔德在《微观宇宙》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如果原材料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中变得微不足道的话，那么提高产量就很少会遇到原材料方面的瓶颈。半导体产品就代表着一种摆脱了原材料束缚的经济模式。

换而言之，思想几乎能够不受限制和成本约束地进行复制。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了，专利之父托马斯?杰佛逊（他也是很多其他事物的创始人）早就极其精辟地指出：

接受我思想的人，会从我这里得到教益，但却不会影响到我；就好像有人在我面前点亮了一根蜡烛，自己得到了光亮，也让我眼前一亮。

这就是说，思想是无穷丰裕的商品，能够以几乎零边际成本进行复制。思想一旦产生，就会传播至海内外，使得它所接触到的所有东西都变得更丰富，现代社会把这种思想传播叫做“拟子”（memes）。

然而在商界，公司通过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来人为地制造一种思想的稀缺性，从而实现盈利。这也就是专利、版权和商标权背后的秘密，力争让思想的自然流动停滞足够长的时间以使公司盈利。这些权利保护法的出现使得发明家有经济动因去创造，并在固定的一段时间内有权进行垄断收费，这样他们就能得到自己思想成果的投入回报。但是终有一天，专利会有过期的一天，商业秘密也将公诸于众，思想的传播也将不再陷于停滞。

如果更多的产品是由思想而非物质构成的，那么产品降价的速度就会更快。这也是数字化世界因为产品丰裕而导致免费的根源，如今我们把它简称为摩尔定律。

这种变化趋势并非仅仅局限于数字化产品。在任何信息成为产品主要构成物的行业中，都会遵循这种学习曲线的变化规律，产品的效能在增加，而价格却在下跌。以医药行业为例，最初我们的理解是“我们不知道药物为什么会起效果，它自己就发生疗效了”（因此我们说药物“发现”也是有道理的），后来转变到我们开始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基本原理（“现在我们知道药物发挥药效的原理了”）。隐藏在医药科学背后的动因是信息，而观察到的疗效则是表象。你一旦能够了解医药学的基本原理，那么就能够用更快的速度生产出更好的药物。

每隔1.9年，DNA序列分析的价格就会下降50%，很快我们个人的基因排序将会成为另一个信息产业。科技软件将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医药和诊断服务，和医生日益昂贵的出诊费用不同，这些软件的价格将变得越来越便宜，直到趋近为零。

同样，专家预言纳米技术也将从生产性行业变为另一个信息产业，因为客户订制的分子自组装纳米技术应用日益增多。随着能源利用的重点从燃烧化石能源转向了把太阳能转变为电能的光伏电池，或是研制可以把草变为乙醇的酶，新能源也将成为另一个信息产业。在上述这些和电脑运算关联不大的产业都显示了摩尔定律的威力，一旦这些产业发展的主导因素从体力转向了脑力，它们就出向了增长迅猛的势头，但是产品的价格却在持续走低。

米德定律

尽管摩尔定律是以戈登·摩尔的名字命名，但是最早提出摩尔定律相关内容的并非摩尔，而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卡沃·米德（Carver Mead）教授。卡沃·米德是最早关注到摩尔定律所提出的晶体管之类的产品产量增加，就会引起其价格下降现象的。卡沃·米德指出，如果给定价格的电脑处理能力每两年提高一倍，那么这一价位的电脑处理装置同期就会降价一半。更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个思考我们使用数字科技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人，他还发现我们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70年代晚期，卡沃·米德在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半导体设计课程，他给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确定了原理，这也就相当于给我们今天的电脑世界下了定义。和戈登·摩尔一样，他也认为数字化产品每隔一年半性能就会提高一倍，而且这一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会一直延续下去。引起这一趋势的不仅是通常的学习曲线和经验曲线，也受他提出的“复合学习曲线”的影响，复合学习曲线是各种学习曲线和新发明的集合。

半个多世纪以来，每隔10年左右，半导体研究专家就会提出能让这个产业再次进入价格曲线迅速下滑周期的重大创新成果。每当某种生产流程出现了改进产业效率能力下滑的局面，提出某种全新、更好观念的动力就会更快地产生。正如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所说的那样，在原子世界的“底部还有很大空间”，这开创了20世纪晚期的新物理学时代，虽然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但是研究人员总是能有规律性地找到这样的新发现。

每一次不论是发现某种新材料、新的刻录技术、新的芯片结构或是诸如计算机并行处理这样全新的技术领域，学习曲线就又回到了倾斜度最大的起点。如果你把整个电脑行业中的这些创新和学习曲线融合到一起，那么你就得到了摩尔定律以及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成本下降趋势。和其他你能列举出来的电脑处理器一样，晶体管的价格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零点。

卡沃·米德意识到，这一经济效应还带有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晶体管的价格便宜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不用计算、不用在乎晶体管的价格了。我们的态度就会从认为这是一种稀缺物质而爱惜它，转变成认为它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换而言之，一旦我们认为它们是用不完的，就会开始“浪费”它们。

 “浪费”是个贬义词，这在70年代的IT世界里显得尤为准确。整整一代的电脑专家在学校接受的教义都是要小心谨慎地分配昂贵的计算机资源。在电脑发展还处于大型主机装在玻璃房实验室里的年代，这些系统管理员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选用谁的程序来驱动昂贵的计算机。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晶体管，他们不仅决定哪些程序有价值，还鼓励程序员设计出使用计算机时间尽可能短的软件。

这些系统管理员统治着早期的信息时代。如果你想使用一台电脑，那么你就必须征得他们的允许。这也就意味着你要写出合乎他们制定的利用IT资源标准的软件。这些软件要致力于解决商业目标，能高效地利用中央处理机周期，而且功能不应该太烦琐。如果你的软件通过了系统管理员的测试，那么他们会允许你刷卡进入计算机工作室，两天之后返回给你打印出来的软件错误信息，这样你就可以重新开始改进软件设计了。

这就使得早期的编程者致力于使用代码改进他们的核心算法，但却很少关注用户界面。这是一个命令行时代，软件专家的职责就是让软件尽量节省电脑的中央处理器，而非其他目标。

当时的电脑工程师们在一个方面懂得摩尔定律的效力：他们知道摩尔定律会使得比当年使用的要更小巧、更便宜的电脑出现。如果想到电脑会变得小巧而便宜，那么自然也能想到普通家庭也会购买电脑放在家中。但是，普通家庭为什么会需要电脑呢？60年代后期的电脑专家们绞尽脑汁地想了一番之后，只想出来了一个理由——给家里存放菜谱。因此，世界上第一代个人电脑是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在1969年生产的，当时就是用作厨房里的时髦用品，而这台电脑还拥有综合计算器空间。当年的美国精品百货商场内曼·马库斯公司的商品目录上就有霍尼韦尔的电脑，顾客可以以10 600美元的打折价买到这款电脑，而这款电脑唯一的信息输入办法只能是旋开电脑面板上的开关，然后家庭主妇必须用16进制往里输入内容。真不清楚，当年这种电脑有没有卖出去一台。

而卡沃·米德却对编程专家提出了“浪费”的问题，弄得这些专家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浪费电脑功效呢？

滚动的鼠标

70年代后期，施乐公司加州帕拉阿图研究中心的阿伦·凯（Alan Kay）让这些编程专家们找到了方向。阿伦·凯并没有把大部分精力用来把晶体管为核心处理功能服务，而是用于研制自己的概念电脑“动能工作台”(Dynabook)，这款电脑独辟蹊径地利用晶体管来提供屏幕上具有视觉感的功能，例如画图标，用鼠标来操作指示器，把屏幕分成几个窗口，甚至添加了没有任何实际功能、只求好看的动画效果。

那这种养眼的奢华设计是什么目的呢？为的是给普通用户包括孩子创造出操作更便捷的电脑。阿伦·凯在图形用户界面方面的努力成了后来施乐公司阿图电脑、苹果公司麦金托什电脑的灵感源泉，它们通过向我们展示了电脑世界而改变了全球。

阿伦·凯意识到，科技专家的职责并非想明白科技的合理用途。相反，科技专家的注意力要放在把科技产品变得便宜、容易操作、随处可见，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而这种科技产品也能到达无处不在的程度。我们这些消费者自然会决定科技产品该具体用于什么用途，因为我们每个消费者都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知识背景以及和外界打交道的不同方式。

阿伦·凯通过向世界展示如何使电脑普及化，从而让摩尔定律在电脑领域也发挥了效力，使得电脑走出了原来的玻璃房实验室，走进了千家万户、汽车和口袋里。大家共同探索电脑潜在利用空间的努力给我们带来了数字化世界的一切，包括数码照相、电脑游戏、TiVo数码录像机和iPod播放器（有意思的是，存放菜谱并非是现在很多电脑使用者的重要用途）。

电脑工程师们给我们带来了因特网和网络的技术框架，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络协议，http://也出现在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过决定到底该怎样利用网络的人是我们自己。因为电脑科技是免费向所有人提供的，其实正是我们这些使用者在体验电脑的各种用途，并用我们自己的知识、观念和自己本身在使电脑变得更流行。电脑科技创造了一个空间，但是给这个空间里填充内容的则是我们自己。

当然，便宜的科技并非免费的科技。功能强大的电脑在阿伦·凯时代很昂贵，现如今也一样昂贵，关于这一点，某位刚刚花了六位数的高价购买了另一排服务器的可怜的首席信息官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果你从购买的总价格来看，科技产品并不会给你一种免费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从传送网络数据的粗管角度来衡量，那么科技产品背后的经济学公式确实已经变了。昂贵的硬盘装置（高固定资产成本）可以为几万电脑用户服务（低边际成本）。

如今，网站最在意的是登录或浏览者人数，它们想尽一切办法来给自己集中化的资源找到尽可能多的用户，随着电脑科技日益发达，网站可以让更多的用户来分摊成本。这并不是指数据中心成排的设备成本，而是设备能发挥什么功用。年复一年，电脑就像有如神助，价格越来越低，而功能却越来越多，使得我们每个人所消耗的科技边际成本趋近于零。

卡沃·米德和阿伦·凯所预测的趋势对于建立在电脑基础上的行业影响深远。这就意味着软件编程师可以摆脱节省内存和中央处理机周期的烦恼，能够致力于让软件发挥更大作用，并关注用户界面和娱乐等新兴市场这样的高端功能。结果是电脑吸引了更多的人成为用户，这些用户则发现了电脑的更多功能。正是由于对大幅贬值后的晶体管的肆意挥霍，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

有意思的是，晶体管（存储器或带宽）并不一定需要完全免费才行。从某个角度而言，它们已经足够便宜，大家对它们的价格也能忽略不计。古希腊哲学家齐诺（Zeno）则对相关概念提出了略有不同的解释。齐诺指出了一个两分法悖论：你要跑向一堵墙，在你跑的过程中想要把离墙的距离缩短一半，接着又把这个距离缩短一半，以此类推……但是，如果你无止境地把离墙的这段距离平分下去，你怎样才能够到达那堵墙呢？（答案是你不可能碰到那堵墙。一旦长度精确到了纳米级，由于原子间强劲的斥力，你几乎不能再把距离均分下去。因为存在着这样明显的数学悖论，因此牛顿为了解决它创立了微积分学。）

在经济学上，也存在近似的悖论：如果单位技术成本（“兆字节”或“每兆每秒”，或“每千浮点次运转每秒”）每隔一年半将会下降一半的话，那么什么时候这个价格才能和零点接近得让我们能忽略不计呢？答案是：几乎总要比你想象得更快。

卡沃·米德的理解是，当商品的价格趋近于零时，人们的心态会发生逆转。尽管商品的价格并非完完全全是零，但是价格下降幅度已经足够大，消费者们已经可以把它们当成是免费的。也许不像李维斯·斯特劳斯预言得那样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价格足够便宜得让人不足挂心。

铁和玻璃

半导体行业的变迁基本体现了数字经济的图景，不过正如我在上文中说过的那样，两种相关科技存储器和带宽的趋向零的变化速度比半导体更快。

数字存储器的工作原理并非把硅芯片蚀刻成越来越细的条纹，而是通过各种方法在金属盘面装上磁粒子。这是你个人电脑硬盘或是iPod播放器的工作原理：一个小小的磁头在上方盘片中几个原子大小的磁道内转动，定位盘片上的数据，把磁粒子的不同极性转换成不同的电脉冲信号，并利用数据转换器将这些原始信号变成电脑中的1和0这些数据（你正在制作的PPT文件或是刚下载的影视节目都是这样的一些数据）。如果要想让盘面上所能承载的字节更多，那就要让磁道变得更窄，那就是要使用更小但功能更强大的磁头，在离盘面更近的距离里读取数据，而这个盘面上的磁粒子也要更小但磁性更强。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主要就是靠精细的机械制造工艺了，在使用含铁的能盛放磁粒子的盘面上操作的精确程度让瑞士手表工业都自愧不如。尽管存储器的物理原理和半导体不同，但是卡沃·米德提出的复合学习曲线依然适用于存储器领域。尽管存储器领域和摩尔发现的半导体规律关系不大，但是随着储存数据能力的增加（而成本却在下降）速度比摩尔定律还要快。我们再次看到这是一个思想和原材料投入比值很高的行业，因此创新层出不穷。

带宽所涉及的物理和材料科学是不一样的，把数据长距离输送主要是依靠光子而非电子。光开关将二进制码转换为不同波长的激光脉冲，这些不同波长的脉冲可用希腊数字λ(lamda)来表示，它们会在玻璃光纤中传播。玻璃光纤里没有杂质，因此数据可以传送数百英里而有任何丢失或受损。

带宽领域里的基础科学是光学，而非材料学或是制造工艺学。但是，在这个领域里，智力财富和原材料投入的比值也是很高的，因此创新也是层出不穷，从而构画出行业新的改进曲线。和卡沃·米德提出的复合学习曲线趋势一样，光纤网络和光开关效率的提高速度比电脑处理器和存储器的改进速度还要快，它们的性价比不到一年就会提高一倍。

丰裕能做些什么？

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带宽带给了我们YouTube网站，它正在让传统的电视行业发生革命（某一天或许会摧毁这个传统行业）。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储器给我们带来了Gmail邮箱和它没有上限的容量，更有TiVo数码录像机、Flickr和MySpace网站以及iPod播放器。

在iPod播放器产生之前，没人想过要把自己所有喜欢的音乐都放进一个口袋，但是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们懂得丰裕储存器的经济学含义。这些工程师们发现，对于同样价位的硬盘，它的储存空间扩大速度比电脑处理器性能提高速度更快。推动iPod播放器产生的并非储存海量音乐的需求，而是物理学和工程学。借用卡沃·米德的说法，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们“倾听了科技的声音”。

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们在2000年就留意到，日本东芝公司宣布很快就能研制出只有1.8英寸大小、容量却高达5G的硬盘。5G的硬盘到底有多大？如果你进行一番数学计算的话，那就相当于在比一副扑克牌还小的硬盘上储存1 000首歌。苹果公司就搭上了新兴科技的帆船，推出了这款产品。产品供应自然找到了它的需求，消费者们也许并没有想过要把所有的音乐都带在身上，但是当他们有这个机会时，那么这种便利马上就显得难以抗拒。如果你能把所有音乐都放在一个播放器里，为什么还需要费脑子去想要听什么歌曲或是该上传什么歌曲呢？

在处理器、储存装置和带宽三种科技的合力作用下，网络世界就诞生了，几种充裕性汇成了一股合流。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泡沫时期有一个笑话，说在网联网世界里只有两个数字——无限大和零。至少从泡沫破灭后股价市值下挫来看，无限大的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但是第二个数字则一直存在而且活力充沛。网络世界已经成为了免费的沃土，这并非因为观念上的缘故，而是因为经济学的原因。价格已经下降到了边际成本，而任何在线东西的边际成本都趋近于零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了。

正如计算机行业研究人士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明白摩尔定律的影响，我们还需要再花几十年时间才能明白网络同带宽和储存装置连接之后的综合效果，带宽和储存装置是零价格域里的另两驾马车。

当李维斯·斯特劳斯预测电价将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时，电力已经同经济的每一部分都连通了。想想这种充裕局面将会带来什么真是让人感到眼界大开。如今，信息就像电力一样，几乎和经济的每一部分都发生了联系。

信息流的方向就是金钱流动的方向，除了你钱包里的钞票以外，以字节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信息也就代表着金钱。信息是我们沟通的方式，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嘴里刚说出话来，声波就把它转换成了电磁波数据。我们现在观看的电视和电影以及听的音乐都是数字制式的，它们就像字节世界中的其他所有事物一样，正在改变自己的制作方式和我们的消费方式。只要看一看电网的调度系统、输电终端以及给原来单向输电增加互动性的智能电网，我们就能发现电力行业也在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信息产业了，而智能电网马上就能自动管理用电需求、从太阳能板中接收电子并向电动汽车输入电子。

字节所接触到的每样东西也都具有了独特的经济属性，变得更便宜、更好用、更快捷。我们可以生产一个数字化的防盗自动警铃，现在只需要准备一个传感器、连接网络的通讯节点、以及几乎免费的储存设备、带宽和电脑处理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打造网络化的东西，因为可以把东西马上就变得规模更大，运转更快而且速度提高的步伐还在不断变大。

就像原来电力所承担的角色一样，字节也成了工业的兴奋剂，它们让一切的成本都在降低而效力却在不断提升。不过和电能为工业提供一次性的转型机遇不同，字节年复一年地都在帮助提高工作效率，这就像一场延续的变革一样，我们每一代人都会见到价格下降一半而性能又提高一倍的设备，这些设备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但是，我们在修经济学课程时老师讲的第一课“价格是受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难道这说法不对吗？不用担心，这一说法依然成立。供需关系决定在任何时间节点上的商品价格。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价格趋势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某种商品数量越多，那么价格就会越便宜。萨伊定律（根据提出者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命名）指出“供给创造需求”，这也就是说如果你生产出现有数量一百万倍之多的晶体管，那么世界自然会找出它们相应的用处。

在任何时间节点上，世界所需要某种商品的数量都会比现有产量略微多些或略微少些，现时的价格也会反映这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降低的生产成本会确保产品总体价格趋势是下行的，货币供需的失衡状态会在这根价格曲线上造成一些小波动，但是这根价格曲线的大趋势是趋向零点的。

如今，在复合学习曲线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经济。这是让人感到惊讶的事，为了理解它一代人都在为之努力，并且还需要几代人的付出才能彻悟。但是，最先认识到这种新经济影响的并非经济学家，而是来自?火车模型疯狂收藏爱好者的私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