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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3年，即塞缪尔·英萨尔到达芝加哥后1年，该市主办了世界上最大的博览会——哥伦比亚博览会——以庆祝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会场建在密歇根湖岸边，占地633英亩，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城中之城。这里有装饰华丽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展厅，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几百家公司的大量展品，还有一座游乐场。游乐场中有高265英尺的世界上第一座费里斯转轮
据认为，乔治·W·G·费里斯这项可爱的发明是以亨利·伯登的大水车为模型的。费里斯曾就读于Troy镇的Rensselaer理工学院，这里离亨利·伯登的铁工厂只有几英里远。（费里斯转轮，俗称摩天轮，是一种在垂直转动的巨轮上挂有座位的游乐设施，由美国工程师费里斯发明。——译者注）。这个博览会吸引了2 700万以上的游客，几乎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
哥伦比亚博览会是一个宣传技术进步理念的典范，它颂扬了工业、运输及艺术方面的发展，但它首先颂扬了电作为国家的新驱动力的出现。这个展会的组织者写道，他们打算“使该世界博览会的场地和建筑物变成一个宏大的例证，来说明在电力方面取得的进展”。在该场地安装有一台蒸汽装置，它发出了24万马力的能量，其中近3/4用于了发电。该博览会消耗的电是全市其他地区耗电量的3倍。
这些电被用来为展会上的火车和轮船、移动式人行道、精美的喷泉及几十处最新机械和家电的商业展示提供动力，但其中大部分电是用来点亮装饰这座“白色城市”（这是人们对该展会的昵称）的10万只白炽灯、弧光灯和霓虹灯。有一位访客以狂热的词汇描述了该展会的夜景，“闪亮的灯光映出了众多柱廊和房顶的轮廓，似在高高的天际布满烈火一般的、徐徐下落的晶莹水滴，它让这神话般的白色城市融入黑色的天空背景，并用黄金般的钉子将城市的基部钉紧在黑色的大湖上。”他写道：“一束探照灯的光柱向夜空的天顶射去，就好似出神凝视的圣洁光芒，或信仰女神那指点迷津的玉指。”另一位访客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对这个展会赞叹不已，以至于激发了自己的灵感，将其描绘成他1900年出版的童话《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中的翡翠城。
该展会最受人欢迎的地方是宏伟的电力建设区，它占地55英亩。这里有托马斯·爱迪生主持兴建的80英尺高的灯塔、几百台最新的电力设备，还有以电池为动力的“无马马车”。充满敬畏之心的亨利·亚当斯花了2周时间仔细观赏了展会上的各种珍宝，但在看到发电机——2台当时最大的通用电气公司800千瓦发电机，以及12台最新的威斯汀豪斯公司发电机——时才有了最深的感触。他后来在自传回忆录《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中回忆了这一体验。他写道：“我徘徊在这些发电机周围良久，反复欣赏，它们可是能把历史带进一个新时代的‘魔力机器’啊。”他感到这些发电机“将在一代人时间内带来无限的廉价能源”，因此知道它们将重塑美国和世界。他觉得发电机使自己感到渺小，但它们的效能也使他感到不安。他认识到，这个历史的“新阶段”所带来的变化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甚至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他写道：“芝加哥在1893年首次问了这个问题：美国人民是否知道自己正在驶向何方？”
塞缪尔·英萨尔是一个有远大眼光的人，但他也没有想到公用电网会如此深刻而迅速地重塑商业和社会。这种新技术的改造力的精华在于：它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中的经济交换，而经济交换又经常在我们不知觉的情况下影响我们做的大小决定，同时正是这些决定——关于教育、住房、工作、家庭、娱乐等的决定——限定了我们是谁及我们做什么。简言之，廉价电力的统一供应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经济意义。过去缺乏的东西——用以驱动工业机器、家用电器及照明电灯的能源——现在能充足供应了。这就好像一座大坝决口了，终于释放出了工业革命的全部力量。
就算从没有任何一个有远见的人能预测未来变革的方向和程度，也并不能阻止许多潜在的预言家尝试那么做。在哥伦比亚博览会举行之后，电激起了大众的无穷想象。它似乎既令人向往，又具有危险性，而且在应用上更是如此，恰如从科学幻想小说跳入人间的一种神秘的、隐身的力量。作家和演讲家们竞相描画电普及后的最奇妙景象。这类景象有的是恐怖的，但大部分是乐观的，而且经常是过于乐观的。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预言技术天堂即将到来的书就出版了150种以上。这种乌托邦式的著作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仍然盛行，虽然这时公用电网正在美国普及。电的生产使美国文化的两大不协调主题——实利主义和超验主义——至少是在短时间内和谐相处了一阵子。旧物质观就是实利主义，也称经济主义。实利主义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归根结底是经济行为，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增长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并坚信无限丰富的物质可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从20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人们都在大肆掠夺自然，以满足人类的各种欲望，这就是实利主义的表现。而新物质观认为，对待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不能这样无限制掠夺，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超验主义没有成文的概念，其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文主义，祟尚直觉，强调人的价值，反对权威，主张破除教条和束缚。——译者注
人们被告知，电气化将使地球免除疾病和纷争，使之成为一个纯洁的新型伊甸园。一位未来学者写道：“我们很快就能处处都有除烟器、吸尘器、臭氧发生器，水、空气、食品、衣物消毒器，以及位于街道、高架公路、地铁的事故预防器。人们在城里几乎不可能传染上致病细菌或受到伤害。”另一位未来学者宣布，“带电的水将成为有效的消毒剂”，喷入各种缝隙即可消灭“肮脏的细菌”。还有一位未来学者写道：“人类可用电的巨大力量将整个大陆变成热带花园。”
电动的机器将肃清暴雨、干旱及其他极端的气象现象，使人“能对天气有绝对的控制”。在家里，“电均衡器”会发出“使人镇静的电磁波，从而驱散争吵并确保家庭和谐。”新的运输交通系统将“实际上抹掉距离”，正如电灯将废除“日夜交替”一样。最终“人性化的机器”将“完全能与人交流并达到最大效率”。到那个时候，所有“人性化的机器”将联合组成一个更大的机器。人将成为“一个奇妙机制里的螺丝钉……当手指朝着大脑的方向移动和书写时，只是在对公司首脑的意志做出响应。”
这种乌托邦式的言论并不仅仅是文学的幻想，它已证明对家电制造商来说，是功效强大的推销词。通用电气公司尤其善于迎合人们对技术的天真乐观，这家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即美国家庭用上电的比例达到峰值时，将自己的促销开支从200万美元增加到1 200万美元，它用了不少钱搞宣传活动，通过杂志广告、小册子、在学校和妇女俱乐部的演示等途径向大众灌输“积极的用电意识”。其中有一本小册子《百般舒适的家》就很典型，它以华丽的辞藻和未来主义的插图介绍家用电器将如何取代大部分家务劳动，从而让备受困扰的主妇享受到轻松休闲的生活，该公司的营销人员称，家里用上电就等于有了“10个佣人”。
这种乌托邦式的未来，不论是为文学或商业目的而编造的，从来没有实现过。廉价的电力为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它的效应几乎很少如预期的那样美妙，而且并不总是有益的。当追踪其中最重要的某些效应在20世纪前半叶的影响时，人们发现在技术和经济体系之间，有复杂的互相作用关系，而且它对社会施加影响的方式也是同样复杂的。
工商界感到了电气化的最重要影响，一旦有了电灯和电力，工厂主们即可建设更大、更有生产效率的工厂，增加产量，并获得比小企业更大的规模优势。在很多行业中，制造商们在竞相并购，这使生产能力集中到数量日益减少的大公司手中。这些大公司用新的通讯和运算技术——它们也依靠电来驱动，如电话网和穿孔卡制表机等——来协调控制自己遍布各地的工厂。有着复杂管理结构的现代公司以我们熟悉的形态出现了，并上升为经济的主力军。
虽然电气化推动了一些行业迅速增长，但它也彻底消灭了一些行业。在1800年左右，美国的公司已把冰的经销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大生意，人们在冬天把北部各州江河湖泊中的冰锯成大片，存放在隔热的冰窖中，然后用麦草和树皮加以包装，再用火车或轮船运给远至新加坡和印度的客户，供人们用来冰镇饮料、食品和制作冰激凌。在这个行业的高峰时期（1880年左右），美国的许多“制冰公司”每年生产约1 000万吨冰，能赚到成百万美元的利润。仅在缅因州的Kennebec河，就有36家公司经营着53座冰窖，总存储能力为100万吨。但在随后的几十年，廉价的电力摧毁了这种生意，因为它先是使人工制冰变得更经济，然后又刺激主妇们把冰盒换成了电冰箱。正如加文·韦特曼（Gavin Weightman）在《制冰业》（The Frozen-Water
Trade）一书中所写，这个“巨大的行业就那么融化了”。
在公司内部，事情也有了变化。在制造商用电马达和灯泡换掉了传动装置和煤气灯后，工作条件大大改进了。到处漏油的复杂传动系统不见了；煤气灯火苗造成的经常令人恶心的呛人气味没有了；由于白炽灯的亮度更强、更稳定，事故发生率减少了，作业拥挤造成的紧张情绪缓和了；电扇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尽管电动机器和自动化工厂带来了新危险（如人可能受到电击），但工厂员工的健康和生产效率总的来说是提高了。
尽管工作条件改进了，工作本身却有了不那么宜人的变化。自从蒸汽机的发明催生工业革命以来，200年的机械化进程一直在稳步缩小人们对杰出工匠的需求。他们的工作已被机器取代了，因为机器的运转不需要什么技能或培训，电加速了这种趋势。与用传动轴和齿轮供应动力相比，对电流的调节可以更精确。因此，人们发明了种类更多的工业机器，这就导致了工人的进一步“非技能化”。工厂的产值飞速上升，但工作变得无须动脑子、重复和沉闷。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Taylor）这样的工业工程师曾多次仔细地纪录了工人的每一动作，他们用跑表和动作研究来确保操作具有科学性。产业工人的确成了“由公司首脑的意志”控制的“螺丝钉”，但这一体验根本不令人愉快。
由于有了现代化的组装线——这一革新在电气化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大规模生产成为了可能。最早的自动生产线于1913年出现在亨利·福特设在Highland Park的汽车工厂。据历史学家戴维·奈（David Nye）在《消费力》（Consuming Power）一书中所述，这座工厂是“按照可处处用上电的假定”而建造的。电和电马达使福特和其他制造商对于工件的规格、排序和移动速度都有了比以前多的控制力。它们导致人们有可能造出高度专业的机床，以尽可能合理的顺序摆放这些机床，并以可变速的传送带连接这些机床。与此同时，电动机床的出现，使工人能按严格的规格大批量生产单个零件。对于组装线的运营来说，可互换的零件是具有关键性的。
福特本人也强调了公用电厂为他的革命性工厂起的关键作用：
一种全新的发电系统的出现，使工业界摆脱了皮带和传动轴，因为它能让我们为每个机床安装电马达……由于有了这种马达，我们即能按加工顺序安放机床，仅这一点就使工业的效率大致增加了一倍，因为它使我们减少了大量无用的搬动和运输。皮带和传动轴也非常浪费动力——太浪费了，以至于没有任何工厂能把规模搞大，因为最长的传动轴面对现代的要求也是太短。而且在旧的条件下，高速机床是不可能有的——滑轮组和皮带都不能经受现代速度，但没有高速机床及它加工的更优质钢材，就没有我们能称之为现代工业的东西。
在被其他制造商广泛接受后，福特的电动组装线引起了工业生产率的大跃进。在1912年，生产一台T型汽车要用1 260人时。2年之后，随着电动组装线的投入使用，生产一台汽车只用617人时就够了。随着电动组装线的运行继续得到精细校准，对人工的需要进一步降低了，到1923年已降到228人时。电动组装线由于能精简和加速生产流程，还大大减少了需在工厂地板上存放的部件和半成品，制造产生的利润大大增加了。虽然新利润有不少进入了公司老板或股东的口袋，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落到了工人手中。
福特不仅首创了电动组装线，而且还率先提高了蓝领工人的工资，他在开设Highland Park汽车工厂后不久，即宣布将为全部工人加一倍的工资——加到一天5美元。尽管此举激起了其他商人的怒火和《华尔街日报》的痛斥，但福特认为提高工资是必要的，因为可使大批工人愿意干已变得十分单调乏味的工厂工作——并使其不会在上班后很快就辞职。由于工资提高了，有15万人在福特的汽车工厂外面排队求职，虽然职位只有3 000个。其他工厂的厂主也很快认识到自己别无它法，只能学福特的样子，于是他们也开始增加工人工资了。由于工厂规模和工人队伍的迅速扩大，工会的普及也加速了——福特对此进行了斗争，有时还很残忍——而这使更多的利润从工厂主口袋流入了工人口袋。
这就是电气化带来的第一个讽刺，而且它决不是最后一个讽刺：甚至在工厂内的岗位变得需要更少技能时，工厂主却要付更高工资。这一情况促使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发展现象之一在美国开始出现，即产生了一个庞大而繁荣的美国中产阶级。
劳工市场上的另一个发展现象也在中产阶级的崛起上起了重要作用。当公司扩大规模，采用更复杂流程，并向更广大市场出售产品时，它们不得不招募更多经理人和主管来监督和协调业务。它们还不得不招募许多其他各种白领工人来记账、卖货、搞营销和广告活动，设计新产品、进行人员招聘、计算工资、谈判合同、打字存档及操作穿孔卡制表机和有关的商业机器。当化学制造和钢铁冶炼等行业在技术上更先进时，公司就要招募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当主管。虽然白领工人的增加和工厂的机械化一样，是在电气化普及之前开始的，但廉价的电力加速了这一趋势。至少就历史标准来看，所有新的办公室职位工资都是比较高的。
当对熟练蓝领工人的需求减少，而对熟练“知识工人”的需求增加时，它产生了一种粒子撞击式的连锁效应，并且对重塑美国社会也具有关键的意义：它提高了对职工的教育要求。仅仅在小学或初中学会读、写、算已经不够了，青少年需要进一步和更专业的教育，才能为新的白领工作做好准备。这导致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所谓的“美国教育的大转变”，即公共教育从小学延长到中学。中等教育在20世纪初还很少见，它只是为一小批精英青年上大学而预备的。在1910年，14～17岁少年的中学入学率在全国最富、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很少超过30%，而且该比例经常比这还要低不少，但这25年之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平均入学率已上升到70～90%。上中学在一代人之前还是大部分孩子不去想的事，而现在已是为得到理想的工作而必须要做的事情。
如果说电气化帮助刺激了庞大和日益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则又帮助扩大了电气化的范围和影响。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都把工资花在添置新家用电器上，这些新家用电器正是雇佣他们的制造商在电气化帮助下大量生产出来的。需求的兴起使工厂达到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循环，使产品价格下降，并使销售额进一步上升。这一经济循环最终为各种家电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而这又强化了公用电厂兴起后引发的那种良性循环：更多的家用电器意味着用电量上升，这导致公用电厂更加经济，使其能进一步降低电价，从而刺激用电需求及对家电的需求。
对这一过程具有关键意义的是：电力系统的标准化。虽然公用电厂发出的电有各种频率和电压，但公用电厂和新的家电制造商很快就认识到，统一标准很有好处——这不仅涉及电，还涉及马达、电线、变压器、插座及该系统的其他部分。如果没有标准，没有一个真正起到单一机器作用的网络，那么就要为不同市场生产不同设计规格的马达和家电，这样就缩小了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使价格居高不下，并导致销售额下滑。对家电的需求一旦减弱，就会依次影响对电力的需求。为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公用电厂和制造商都建立了协会——全国电灯协会和全国电气制造商协会——以便确定本行业标准，并在政府鼓励下促进通过交叉许可进行专利分享。很快，全国的标准都统一了：发电的频率为60周，送到家庭和办公室的电压都是120伏。
两个互为连锁的经济循环——一个刺激对电力的需求，另一个刺激对家电的需求——引发了美国家庭和休闲生活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与美国人在就业方面的变化具有同样的戏剧性。除白炽灯以外，第一种引发大规模购买的家电是电扇。这是一种简单的机器，但它使夏天炎热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但在新的和更先进的家电于20世纪初普及之后，它们开始改变人们的行为和期望。它们使大众能从事原先只有少数人能从事的活动，并使各种全新的社会和文化体验成为可能。从真实和比喻意义上说，城市都亮起来了，有了令人炫目的新玩艺吸引人们参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910年首次看到曼哈顿灯火通明的夜景后写道：“这就是我们诗一样的美景，因为我们已把星星摘了下来，终于遂了心愿。”
由于有了各种可能来消费自己的时间和金钱，这改变了人们对休闲和娱乐的基本态度，导致了新型的大众文化，并使消费和消费主义成了平等主义的追求。
由于有了各种可能来消费自己的时间和金钱，这改变了人们对休闲和娱乐的基本态度，导致了新型的大众文化，并使消费和消费主义成了平等主义的追求。戴维·奈对电气化的众多文化副产品做了全面的调查，并描绘出了这一现象的准确范围：
电气化使收音机、电话、电影、麦克风、扩音器、扬声器、有轨电车及在剧场和沿城市中心街道制作漂亮的灯光装饰成为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要的是，电带来了人造白昼、热和通风的精确供应、自动扶梯和电梯。美国人用电创造了新的城市环境：摩天大楼、百货商店、游乐园等等。在一个动力供应似乎无限的世界里，对能源的合理节约似乎已不再必要。
但是，电气化的直接效应并不一定成为持久效应。虽然廉价的电力在早期空前地促进了大众娱乐，将大量的人吸引到明亮繁华的城市，但它的远期影响却非常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出现了，尽管汽车本身不是电气产品，但却是电动组装线使汽车变得相当便宜，连一般老百姓都买得起。在福特的Highland Park工厂出现之前，汽车是手工制造的，很费力，每个零件都是技工定制的。那时的汽车是富人才买得起的奇异奢侈品。但后来福特的工厂以极便宜的成本和极大的数量生产出了标准化的T型汽车，以至于到上世纪20年代早期，商人卖出了几百万辆这种汽车，车价仅为290美元一辆。美国人放弃了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开着私家车上路了。这刺激了对油田、炼油厂、加油站的大量投资，使市场上到处充斥着廉价汽油，汽车的吸引力也更大了。
廉价的电、廉价的汽车和廉价的汽油，再加上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收入不断提高，导致人们离开城市去郊区居住，并离开了影剧院、游乐场和城市街道提供的公共娱乐，转而接受电视、收音机和高保真音响提供的私密娱乐。也是由电促成的广播媒介，把城市中心街道提供的娱乐带入家庭——而且由于广告的存在，你甚至连票都不用买。你很方便就可以看到表演，而且还是免费的。大众文化仍然存在，而且事实上被受人欢迎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及畅销唱片进一步强化了，但它的产品正更多地被观众在家里消费。
家不只是一个娱乐和放松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工作——主要是女人干工作——的地方。在20世纪初那几十年，很少有中产阶级妇女到社会上找工作。例如在印第安纳州的Muncie市，一份1925年的调查表明，做有薪酬工作的妇女不到30%；余下的妇女都是家庭主妇。即使是收入不高家庭的妇女也会雇佣人、洗衣妇或小时工来分担家务。而家里的男主人也会帮助干一些重活，比如把地毯拖到室外拍打，或移动澡盆，并烧好用于洗衣的热水。
电带来的乌托邦式的前程，在家里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许多妇女相信，吸尘器和洗衣机之类的家电会如通用电气公司的广告所说，把她们的家从干活的地方变成享受轻松的地方。家将变得不再像一个血汗工厂，而更像一个现代的自动化工厂，而主妇们将像托马斯·爱迪生1912年在《妇女的未来》这篇文章中所预言的，“成为家庭工程师，而不是家庭工人，因为电这个最棒的女仆将为她们服务。”第一种购买量极大的专为家务劳动设计的家电是电熨斗，而它似乎达到了以上预期。妇女们不必再在火炉上加热沉重的铸铁熨斗，并在熨衣服不时地停下来再去火炉上加热它。她们只需把这个并不重的家电器具插上电源即可。在20世纪前20年，无数的家庭把老式的铸铁熨斗换成了现代的电熨斗。当时曾有一张照片显示一位通用电气公司的雇员骄傲地站着，身旁是小山似的一堆被抛弃的扁平铁熨斗。
然而，事实证明，电熨斗并不像起初显得那样是一个纯粹的好东西。由于电熨斗使熨衣服“更轻松了”，它反而导致当时社会上对衣服的期望有了变化。为了显得体面，男士和女士的上衣和裤子必须更经常、更仔细地熨烫。衣服上的皱纹就成了懒惰的标志，甚至孩子上学的服装也要熨得整整齐齐。虽然妇女们熨烫衣服不那么累了，但熨烫衣服的次数更多了，更经常了，并要更精确才行。
当其他家电——洗衣机、真空吸尘器、缝纫机、烤面包片机、电咖啡壶、搅蛋器、卷发器以及后来出现的电冰箱、洗碗机、衣物干洗机——在20世纪前半叶涌入家庭时，社会准则方面的类似变化也出现了。衣服要更经常地更换，地毯要更干净，女士头发的发卷要更有弹性，食物要更精致，家用瓷器要数量更多，而且要擦得更亮。过去几个月才干一次的家务活，现在每隔几天就要干一次。例如当过去要把地毯拖到室外清洁时，一年只需清洁几次，现在有了方便的真空吸尘器，那么就要每周，甚至每天都要吸一吸了。
与此同时，家务劳动对体力的要求不高了，这使许多妇女认为不必再雇佣人或小时工了。她们感到自己可以——并因此应该——把一切活都揽下来（而许多贫穷的妇女过去曾给别人当佣人，现在都进工厂做工了，因为这样收入更高了）。主妇们也用不着丈夫和儿子的帮助了，因为既然家务活挺“轻松”，他们觉得不必帮忙了。鲁思·施瓦茨·考恩在《母亲干的活更多了》一文中写道，在中产阶级家庭，“可节省人工的家电并没有减少主妇的劳动，只减少了她帮手的劳动。”
一系列关于妇女家务劳动时间的调查支持了考恩的观点。人们在1912～1914年（这时家电还没有广泛普及）做的调查表明，主妇平均每周花56小时做家务。在家电广泛普及后的1925年和1931年做的类似调查显示，主妇仍要每周花50～60小时做家务。1965年做的调查再次发现情况没有什么变化——主妇平均每周要花545小时做家务。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06年发表的一份调查也表明，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主妇每周做家务的时间一直稳定在51～56小时。
换言之，电气化改变了“女人的工作”性质，但它并没有改变其数量。通用电气公司为推广家电编过许多本小册子，其中一本的标题是《男人的堡垒是女人的工厂》。在这座工厂里，女人并不是只担任经理或工程师的角色，她们通常还独自承担了不熟练的机器操作员的角色。电气化远非为中产阶级主妇带来了休闲的生活，而是像考恩说的，导致了其工作的“无产阶级化”。
但是，那些操作洗衣机和吸尘器的女人，其实并不一定这样想。公用电厂和家用电器制造商曾在广告和公关活动中，将使用家电当作社会的一种教化力量。这种宣传论点既反映又强化了人们态度——对于主妇角色的态度——上的深刻变化。“家庭经济学”的观点在这一时段变得流行，它的目的，用一个当代演说家的话来说就是“让家庭与工业状况和社会观念取得和谐”。购买和使用电器——成为电的坚定消费者——就是一大进步，就是帮助引出一个更现代、更美好的世界。主妇就像工厂里的工人一样，已成为巨大技术机器上的一个关键螺丝钉，而这种巨大技术机器正在产生一个更先进的文明。
在家电出现之前，在家做家务被视为是一项工作——即一系列基本令人不快，但无法逃避的任务。即使不说它总是单调乏味，它也总是不得不做的事，而不是主妇们选择要做的事。在电气化普及之后，在家做家务有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特点，它不再被视为令人讨厌的工作，而是体现一种身份并就其本身而言，是个人实现自我的方式。妇女们把自己的地位和价值，看作与做主妇的成功有密切关联，而后者又取决于她们掌握家电的能力。这种新的适于女性的理想，不仅由广告传播，而且由大众化杂志——如《妇女家庭周刊》（Ladies Home Journal）和《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的文章和图片传播。正如历史学家戴维·奈所说：“在家里采用新技术既是有关个人声望和炫耀性消费的事，也是表达对新型家电代表的科学进步怀有坚定信念，同时亦是对妇女作为家庭管理人这一新角色的一种确认。”家电成了“心理维护的工具和角色转变的符号”。
然而，这些新工具的精神价格和它引发的新角色有时是很高的。妇女们在压力日高的情况下感到痛苦，因为她们要达到对洁净和秩序的更高期望，要买最新的“必有”电器，要学会如何操作所有新电器并使其处于工作状态。而且对许多人来说，电气化将一种新的疏离和孤独感带入了家庭。当妇女接管了家务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时，她们经常发现自己独自一人操持家务的时间更多了，已经完全隔离在自己的郊区住宅之中。她们可能有幼小的儿女与自己作伴，但夫妇之间的交往与以前共同承担家务时相比，就更加少得多了。生活已经以明显和微妙的方式改变了。
一群得克萨斯州人在1899年成立了一个同仁协会，它是为参与新的电力生意的男性专业人员组织的。这个“木星人”协会的口号是“为了一切有关电的事情而永远在一起”，该协会迅速扩大，吸引了全国几千人参加，从架线工到电厂高级经理都有。托马斯·爱迪生、乔治·威斯汀豪斯、塞缪尔·英萨尔都成了它的会员。该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埃尔伯特·哈伯德在1913年撰文介绍了该协会的共同信念和目的。他写道：“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过渡区域，是由电占据的。电工都为自己的本行自豪，他们也应该自豪，上帝就是最好的电工。”
他的言论尽管很是自负，但也不算太离谱。当我们回忆上一世纪时，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发明了电网和制造了各种神奇新电器的商人和工程师们，确实掌握了一种几乎如神一样的力量。正如亨利·亚当斯所预言的，从他们的电线网络中确实魔术般地变出了一个新世界。公用电厂提供的电力，决不是导致美国商业和文化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巨变的唯一因素。但不论公用电网对这种巨变是直接产生了影响，还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和行为上的连锁反应产生了影响，它都是当时关键的、起了极重要作用的技术——它是基本的动因，是它导致了各种巨大的转变。如果没有庞大公用电网发出似乎无限的廉价电力，并通过遍及各地的电网送入几乎每一个工厂、办公室、商店、家庭和学校，那么很难想象现代社会会是目前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觉得很自然的样子。我们的社会是用塞缪尔·英萨尔的发电机塑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