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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世纪开始时，各公司并不仅仅是在改用公用电网发出的电来驱动机器，它们也在开始安装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电动机器。这种电动机器不是处理待加工的材料，而是处理信息。它由办公室文员操作，而不是由工厂的工人操作。它被称为穿孔卡制表机，是1880年代初由一位工程师赫尔曼·霍勒里斯（Herman Hollerith）为美国人口普查的自动化而发明的。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通过在纸卡上打一些孔，你即可存储信息。例如，每一张人口普查卡都可能存储着一家人的全部信息。该卡某部位的一个孔，表示这家有3个孩子，而在另一部位的一个孔则表示他们是住在公寓里。然后你可将该卡放入制表机的一个带电的盘子里，并降下一组细细的金属针。每当刺出一个孔时，金属针即会穿过卡片，接通电路，使卡上的数据纪录在一个测量仪表里。它是一个二进制系统——不论是否在特定部位打出一个孔——很像如今数字电脑的二进制运算。
而且，人们出售和使用穿孔卡制表机的方式，为商业运算的整个现代史树立了典范。
人口普查局将穿孔卡制表机应用于1890年的人口普查，并大获成功。统计过程比1880年那一次快了许多，尽管美国人口在10年间已增加了约1/4。人口普查的成本下降了500万美元——这一节约金额比人口普查局的预计高了近10倍。在穿孔卡制表机显示了加速运算的价值之后，立即引起了铁路、保险机构、银行等大企业及大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注意。由于这些公司在工业革命之后扩大了运营，它们已发现有必要收集、存储和分析日益增多的数据——关于客户、自身财务状况、雇员、存货等方面的数据。电气化导致了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就增加了企业要处理的信息，这一脑力工作变得与产品制造和交货一样重要和艰巨。霍勒里斯发明的制表机使大企业与以往相比，能用更少的人工更快地处理信息，而且准确性也大大提高。
霍勒里斯看到了自己发明的商业潜力，于是创建了“制表机公司”来向企业推售。这家公司迅速成长，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相关产品（如字母式制表机、卡片分类机、卡片复制机和打印机），并向日益增多的客户销售。该公司于1911年与另一家更大的商用机器供应商“计算机－制表－纪录公司”进行了合并，并选用了一个很有才干的年轻经理托马斯·J·沃森（Thomas JWatson）来掌管经营。13年后，雄心勃勃的沃森将公司名称更改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这个名字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其他公司，如美国的Burroughs和Remington Rand公司，以及欧洲的Bull公司也急忙加入了正在兴起的穿孔卡市场，从而与沃森的IBM公司正面竞争。
信息技术行业从此诞生了。
当卡片设计和设备操作有了标准，而且技术发展和竞争导致价格下跌时，穿孔卡技术的推广进一步加速了。在几十年内，大部分大型企业都为自己使用的机器建立了穿孔卡室，以便对财务和其他商业信息进行分类、制表和存储。他们为这一机械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雇用了文员和技术专家来操作和维护它，他们还与该系统的供应商发展了很好的关系。计算机历史学家保罗·塞卢齐（Paul Ceruzzi）写道：“到1930年中期，处理存在穿孔卡里的信息已属于商业上常见的操作，而且因穿孔卡设备推销员深深打入客户的会计室而得到强化。”
换言之，甚至在公司纷纷取消内部的动力生产部门的同时，它们正在建立新部门来容纳新兴起的数据自动处理技术。在20世纪下半叶，在电动数字计算机取代了穿孔卡机之后，这些部门有了戏剧性的发展。大部分大公司都建设了更复杂的电脑软、硬件设施，每年为自有运算活动花费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并且更多地依赖信息技术供应商和咨询公司来保证电脑系统运转。由于发达国家的商业重点从对材料的使用变成了对符号（单字、数字、图像）的使用，19世纪那些自备动力装置的命运，也将是20世纪自备数据处理装置的命运。如以前一样，各公司也以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将复杂的电脑运算操作当作做生意的固有一部分。
尽管电脑将成为现代商业的支柱这一观点现在似乎不可避免，但人们过去对于这一点曾有很多怀疑。当第一台真正的商用电脑UNIVAC在1940年代诞生时，没有人认为它将在企业界有什么前途。在那时，人们很难想象会需要电脑来做细致的数学运算。老式的穿孔卡制表机对于处理交易和记账似乎完全够了。霍华德·艾肯（Howard Aiken）作为哈佛大学知名数学家和美国政府的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NRC）成员，曾把认为电脑会有巨大市场的观点斥为“愚蠢”，他认为美国有6台电脑就够了，主要供军方和科学研究使用。甚至托马斯·J·沃森也在1943年说过那句名言：“我认为全球电脑市场的规模大约为5台。”
但是，作为UNIVAC的设计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两位教授普雷斯珀·埃克特（JPresper Eckert）和约翰·毛奇利（John Mauchly）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识到，由于电脑可以在自己的存储器中存储操作指令，因此可以通过编程让它执行许多功能。它不会只是一台令人颂扬的计算器，也不会只限于完成预设的普通数学运算，它将成为一种通用技术。毛奇利在1948年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曾列出了大约24个公司、政府机构和大学，他认为这些单位均可对UNIVAC做良好的利用。事实证明，电脑的市场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
首先使用这种强大新机器的又是人口普查局，它在1951年3月31日买了2台UNIVAC，并于1年后将其安装在自己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到1954年底，这种电脑已运转于10个私人公司，包括通用电气、美国钢铁、杜邦、大都会人寿、威斯汀豪斯和统一爱迪生公司（这是爱迪生电灯照明公司后改的名字）。UNIVACs执行了穿孔卡系统做过的全部工作——开账单、工资管理、成本会计——但也用于更复杂的任务，如销售额预测、工厂的计划调度和存货管理。在很短时间内，对电脑在商业上的作用的怀疑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涨的热情。《哈佛商业评论》在1954年夏天欢呼道：“自动化市场的乌托邦是貌似可信的。”
这种热情也蔓延到商用机器的制造商，因为它们将电脑应用视为一个巨大而又有利可图的新市场。在UNIVAC面世后不久，IBM即推出了它自己的701系列主计算机。到1960年，霍尼维尔、通用电气、RCA、NCR、Burroughs公司和AT&T公司的西部电气分部都在竞相出售电脑。软件编程这一全新的行业也开始形成了。在20世纪50年代末，有约40家小型软件公司（如计算机科学公司、计算机使用公司、计算机应用公司等）在为主计算机编写程序。
不久之后，各公司不仅在产品质量上展开了竞争，而且在软、硬件能力上展开了竞争。一旦某一家公司推出一个新系统来实现某应用项目的自动化，其他公司因害怕处于不利地位，于是马上就仿效它。全球信息技术军备竞赛的第一批战斗是在航空公司业界打响的。美国航空公司（AA）总经理塞勒斯·罗利特·史密斯（Cyrus Rowlett Smith）于1959年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建造一个航班预订和出票（这是该行业的两个劳力密集的关键工序）自动系统。为建造这个名叫“军刀”（Sabre）的系统花了5年多的时间，有200名技术人员参与其中，它包括2台最强大的IBM主计算机、16个数据存储装置及1 000余个供票务代理用的终端，该项目不仅包括硬件的安装，还包括100万行的软件代码编写。当这个项目在1965年底投入使用时，可以每天处理4万次预订和2万次售票——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绩。
正如伯顿的大水车给其铁工厂带来了巨大益处，“军刀”项目也给美国航空公司带来了巨大优势。与其他仍以手工方式处理订票的航空公司相比，该公司的雇员人数减少了，效率却更高了。它还在客户服务方面享受到很大好处，因为它可以远比竞争者更快地响应旅客的要求和查询。它还得到一个智能上的优势，因为它可以检测旅客对不同航线的需求，并很精确地调整票价。建设和运行电脑系统对航空公司的重要性，已经与飞行和旅客服务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在后来的几年里，所有其他主要航空公司（包括泛美、三角洲、联合航空等）都建造了类似的系统，他们认识到，如果想继续竞争就别无选择。令人并不吃惊的是，他们发现电脑供应商（如IBM、Sperry Rand、Burroughs等公司）对合作都很热心，这是因为后者通过逐一复制类似系统可赚取巨大的利润。
在1960年，美洲银行在银行界也引发了类似的一轮模仿性投资，因为它在这一年为其开拓性的“电子记录机器结算”（ERMA）计算机项目搞了盛大的启用仪式。这个仪式搞得十分轰动，不仅有电视直播，还请来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做嘉宾。该银行在2年之内，就安装运行了32台ERMA计算机，可以处理近500万个支票和储蓄账户，而这些账户以前都靠手工更新。由于这些计算机能以空前的速度和准确性处理交易，这就迫使所有主要的金融机构都按美洲银行的样子办。同样的现象不久即在其他各行业出现，各公司都竞相投资购进最新的电脑设备。
但这个主计算机时代只是企业界对电脑大肆购买的开始。到1960年代末，普通的美国公司用了资本预算的10%以下来购买信息技术。30年之后，据美国商务部统计，这一比例已上升4倍，达到了45%。换句话说，到2000年，普通的美国公司为购买电脑系统而花的钱，已大致相当于购买其他各类设备的金额的总和。在同一时期，美国公司花在软件上的开支上升了100倍以上，从1970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 380亿美元，而全球信息技术开支从1970年代的每年不到1 00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代初的每年1万亿美元以上。
在这30年中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公司有了变化，电脑也有了变化。当经济中的服务业比重上升，而制造业比重下降时，投资重点不再是工业机械，而是转向信息技术。与此同时，电脑本身变得更小、更便宜、更易于编程、更强大，而且任务应用范围也大大扩大了。最主要的是，电脑变成个人电脑了——它们成了几乎所有办公室雇员都可使用的平常工具。
与现在形成对比的是，在主计算机时代，电脑是机构才用得起的机器。因为买或租一部主计算机太贵了——一台典型的IBM主计算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租价为每月3万美元——租到主计算机的公司必须一直在用这台电脑，才能觉得划算。这意味着雇员个人几乎无法直接使用电脑。如同在电脑之前出现的穿孔卡制表机一样，主计算机和有关设备都单独放在特别的房间里，并由身穿白色工作服的专门人员（用塞卢齐的话说，是一批貌似神父的技术“专家”）来操作。如果某雇员要使用某一台机器，必须将他想运行的程序和所有必需的数据存入一盘磁带或一摞子卡片中，然后将他要完成的运算任务或“批处理文件”排在同事的运算任务之后。主计算机的操作员会逐一运行这些批处理文件，运算结果将集中打印出来供雇员审查。如果一位雇员发现有一处错误，他必须再呈报批处理文件，并再走一次循环。
主计算机的批处理有一大优点：它能确保电脑得到有效的利用。没有哪一台电脑会闲置，至少是不会闲置太长时间，典型的公司主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已利用了90%以上，但批处理也有一个更大的缺点：它使电脑运算不是由个人进行的。在人与机器之间存在着组织和技术的屏障，这使人无法进行实验，也限制了运算能力的应用范围，而取得运算结果的延迟，使人们无法用计算机来支持维系公司运转所需的许多小的、日常的决定。
这一缺点并没维持多久，当技术更新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迅速发展时，电脑的体积变小了，价格也降低了。小小的晶体管代替了庞大的真空管，而廉价的标准化部件代替了昂贵的定制零件，从而催生了相对较便宜的柜式小型电脑，它可以放置在办公桌旁。柜式小型电脑并不能取代主计算机，而是对体积更大和效能更强的电脑起辅助作用，但是它们大大扩大了企业对电脑的使用。由于柜式小型电脑可与桌式终端连接，因此可使普通雇员直接利用电脑完成各种工作，从分析商业投资、设计新产品、安排组装线进度，到写信和写报告。写软件用的语言到这时也变得容易多了，程序员可用基本的英文单词和句法来编写源代码，而不必写一长串数字。这使电脑编程行业有了极大的扩大，并使程序员数量猛增。由他们开发的应用程序的品种也大大增加了。到20世纪70年代初，公司买一台小型电脑的价格不到1万美元，并可以马上通过编程让它完成某一专门任务。
小型电脑生意变得红火起来，这促使数字设备、王安电脑和阿波罗等公司进入了电脑行业的前列，但它们的好景不长，小型电脑被证明只是一个过渡型机器。集成电路设计上的突破，尤其是英特尔公司在1971年发明的微处理器，创造了一种全新电脑——微型电脑，或称个人电脑——出现并迅速普及，它比小型电脑体积更小，更便宜，也更容易使用。微机的到来迅速震动了电脑行业，并将人们引入一个商业运算的新时代。
个人电脑不仅会在商业上有应用，而且由于可以完成各种任务且价格低廉，因此会取代主计算机成为公司电脑运算的中心。
如同对主计算机一样，专家们在一开始并不认为个人电脑在商业上有多大的潜力，但是这一次，人们的疑惑是非常不同的一种。主计算机被视为用作商业应用太强大了，而个人电脑则被认为用作商业应用太弱了。它们被斥为是无足轻重的小玩意，是供反常的玩电脑上瘾者玩的玩具。当时有名的电脑公司（从IBM到数字设备）都对这种古怪的新机器不予重视。这时候，倒是一个名叫比尔·盖茨的大学退学生——他本人的确是一个反常的痴迷电脑的人——看到了个人电脑在商业上的潜力。盖茨和他高中时的好友保罗·艾伦（Paul Allen）于1975年组建了一个名为Micro-Soft的小公司，专为新发明的个人电脑编写软件。盖茨很快就意识到，个人电脑不仅会在商业上有应用，而且由于可以完成各种任务且价格低廉，因此会取代主计算机成为公司电脑运算的中心。任何公司如能控制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及它创造的虚拟桌面，即能成为电脑运算生意中的佼佼者。盖茨的洞察力将使Microsoft——这是他新改的公司名——成为信息技术的领头羊，也将给他本人带来无法想象的财富。
个人电脑使电脑应用民主化了，它把电脑从公司数据中心和信息技术部门解放了出来，使其变成了一种普遍使用的商业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它也改变了公司组织电脑设备和操作的方式。放在办公室员工桌上的个人电脑很快就互相组成了网络，使雇员可以交换文件并共享打印机。陈旧的中央化的主计算机机房并没有消失，它们被改造成一种新的数据中心。作为现代企业的动力房，这些数据中心包含存放公司最重要
数据的存储系统，并包含强大的服务器电脑，以运行用来管理公司财务和运作的应用程序。雇员个人可以用自己的个人电脑运行个人的程序，如微软的Word和Excel，亦可通过个人电脑使用中央服务器上的程序和文件。由于个人电脑成了共用服务器的“客户”，这一模式被称为“客户—服务器运算”，它成为公司运算在个人电脑时代的定义性模式，并且至今都一直是主导模式。
放在办公室员工桌上的个人电脑很快就互相组成了网络，使雇员可以交换文件并共享打印机。陈旧的中央化的主计算机机房并没有消失，它们被改造成一种新的数据中心。作为现代企业的动力房，这些数据中心包含存放公司最重要数据的存储系统，并包含强大的服务器电脑，以运行用来管理公司财务和运作的应用程序。
“客户—服务器运算”已证明是主计算机运算的镜像，它使运算成为个人化的，但也使它变得非常没有效率。公司的电脑系统和网络，作为现代公司的数字化传动装置，在应用成倍扩大后也已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电脑运算的软、硬件方面历来缺少标准，供应商一般只推销其自有品牌产品，而这些产品从设计上看与公司设备并不太协调。结果，公司的软件程序一般只能在某种特定的操作系统、某种特定的微处理器、某种特定的数据库、某种特定的硬件环境中运行。许多服务器电脑与多用途的主计算机不一样，只能用作为单一用途电脑，只能运行一种软件应用程序或一种数据库。每当一个公司购买或自编新的应用程序时，它都必须购买和安装一套专用电脑，而且每一台这样的电脑的配置，都需能应付该应用的最大理论需求值——即使这一最大负荷很少或从没达到过。
单一用途电脑系统的普及，已导致电脑能力利用率的极端低下。有人最近对6个公司的数据中心做了研究，发现其1 000台服务器的处理能力大部分只用了不到1/4。其他的研究表明，数据存储系统的利用率也几乎同样低下，平均只达到25％～50%。在个人电脑时代到来之前，数据处理专家认为：节约运算资源不仅是经济上应履行的责任，而且也是一种道德上应履行的责任。科普作家布赖恩·海斯（Brian Hayes）回忆说：“浪费1个CPU周期或1个字节的存储容量都曾是令人尴尬的失误，用一台大电脑运算一个小问题会被人认为是俗气和没有体育精神，就好比用炸药炸鱼。客户—服务器模式扼杀了节约这一伦理标准，极度浪费已代替节俭，成了商业运算的定义性特征。”
客户—服务器模式的复杂和效率低下，在过去的1/4世纪中已变得日益严重，而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复杂和效率低下。当公司继续增加更多应用服务时，它们只好扩大数据中心，安装更多机器，为旧机器重新编程，雇更多的技术人员来维持运转。如再考虑到企业还要买备份设备（以防服务器或存储器系统出故障），你就能认识到，正如调查所显示的，企业界为信息技术做的多少万亿美元的投资中，有一大部分都浪费了。
另外还有其他成本呢，当数据中心已经扩大并装满更多的电脑时，电的耗费量也飞速上升。据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2005年12月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一个现代的公司数据中心“消耗的电量是一个普通写字楼的100倍”。这些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公司为维持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每月即用掉100万美元的电。当服务器数量增加，电脑芯片也更强大和更耗电时，用电量还会迅速上升。Google公司的电脑工程师路易斯·安德烈·巴罗索（Luiz André Barroso）做了一个结论：“如果电脑的（使用）效率没有重大的改进，那么在今后几年，其耗电量会很轻松就超过硬件成本，而且还可能超过不少。”
客户—服务器模式中固有的浪费对单个公司来说是挺麻烦的，但当你观察各个行业的情况时，浪费问题就更严重，甚至说非常严重了。各公司如今的大部分软件和几乎全部硬件都和竞争者完全一样。在作为购买者的公司看来，电脑、存储系统、网络互联设备及使用最广泛的应用程序均成了商品。它们无法使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有区别，而公司信息技术部的人员也是一样的情况。他们大部分人都从事例行维护——与其他公司的同类人员干的是一样的工作。由于人们复制出了几十万个独立的数据中心，都用类似的硬件，运行类似的软件，雇用类似的员工，因此给国家经济带来严重的经济惩罚。它导致了经济的每一领域都存在信息技术资产过度积蓄的现象，从而影响了电脑自动化所激发的生产率收益。
在电脑应用历史上，电脑处理能力的扩大远远快过通讯网络传输能力的扩大。这一差异意味着，如果一家公司在自己办公室安装了先进的电脑，并将其连入自己的局域网，那它只能获得拥有先进电脑的好处。
主要的信息技术供应商已利用企业的投资浪潮，变成了全球发展最快和最赚钱的公司之一。比尔·盖茨的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的公司不论多大，几乎都会买微软视窗和微软办公软件供其白领雇员使用，在每台个人电脑上安装这些软件并将程序例行地升级。大部分公司还会至少在自己的某些服务器上运行视窗操作系统，并在自己的数据中心安装其他昂贵的微软程序，如用于管理电子邮件系统的交换软件。比尔·盖茨的公司自建立以来的30年中，其年销售额已上升到近500亿美元，年利润超过120亿美元，并在银行里有超过300亿美元的存款，而且还有许多与微软公司类似的公司，如软件制造商甲骨文、SAP等，服务器供应商如IBM和惠普，个人电脑供应商戴尔及其他几百个咨询公司。这些公司全靠现代商业电脑运算的复杂性而生存，它们已高兴地扮演了为信息技术军备竞赛供应武器的角色。
为什么电脑应用会以如此貌似不正常的方式发展？为什么电脑的个人化带来了如此的复杂性和浪费？理由相当简单。是因为有两条定律在起作用。第一个，同时也是最著名的定律，是1965年由英特尔公司杰出的工程师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的。摩尔定律认为，微处理器的效能每1或2年即增加1倍。第二个定律是由摩尔同样卓越的同事安迪·格鲁夫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格鲁夫定律认为，电信部门的带宽每一个世纪才增加1倍。格鲁夫的定律主要不是想阐述技术事实，而是想对电话行业的停滞不前提出批评，但它也仍然表达了一个基本的真相：在电脑应用历史上，电脑处理能力的扩大远远快过通讯网络传输能力的扩大。这一差异意味着，如果一家公司在自己办公室安装了先进的电脑，并将其连入自己的局域网，那它只能获得拥有先进电脑的好处。如同直流电系统流行时的电一样，人们这时尚无实际的方法可对电脑运算力做远距离有效传输。
正如格鲁夫的断言所揭示的，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公认：通讯带宽的缺乏是一个阻碍因素，使人们无法有效进行高效率的电脑运算。人们一向知道，电脑运算力从理论上讲和电力一样，可以在大规模公用“电厂”中产生，并通过网络传输到各地——而且这种中央“发电机”就运营而言，会比分散的私人数据中心更有效率和灵活得多。还是在1961年的时候，当电脑科学家刚刚开始思考如何让电脑互相对话时，在新兴的网络互联领域，即有一名专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预言说：“电脑运算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一项公用事业，正如电话系统已成为一项公用事业一样。”每当在网络互联领域有了新的发展，就有一批倡导者站出来试图把电脑公用运算搞成一笔大生意。在主计算机时代，就有公司在分时运算的基础上将中央电脑租给其他企业使用，使后者能通过电话线与中央电脑直接连接。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公司（如“自动数据处理”公司）已开始在有偿基础上向社会提供某些例行的运算服务——其中包括工资数据处理。而在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一大批“应用服务提供商”，它们在大量风险资本的支持下，通过互联网向企业传输软件程序。
但所有这一切的尝试都失败了，或严重受挫，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带宽，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电信业极力更新自身通信网络时，宽带能力仍然或是太昂贵，或是数量太少，使电脑公用运算公司在传输运算服务时速度太慢而且质量不可靠，这与客户自建的局域网的高速和可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企业界在数字传输能力方面仍然问题百出，只好将复杂、低效和浪费作为运营自动化的代价来接受。
但是现在，局面终于起了变化。联网方面的阻碍在过去几年已经开始瓦解，幸亏通讯公司在网络公司红火时铺设了一大批光纤电缆——据相关统计，它足以绕地球11万圈以上——互联网带宽已达到又宽又便宜的程度。格鲁夫的定律已被撤销，而这一情况至少就电脑运算而言，已足以改变一切了。既然数据可以光速在互联网上高速传输，终于能向远方的用户提供电脑的全部运算能力了。运行你的程序的服务器电脑可能是在本楼的数据中心，抑或是在本国另一端的某数据中心，那都没什么关系，所有的电脑现在都是互联和共用的——它们就像是一台电脑。正如Google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imidt）在1993年（当时他是Sun Microsystems公司的首席技术官）所预言的：“当网络的速度与微处理器一样快时，电脑就会虚拟化并通过网络传播。”
光纤互联网对电脑应用所起的作用，恰如交流电网络对电所起的作用：它使（数据中心）设备所处的位置对用户不再重要，但它的作用还不仅如此，由于人们对互联网的设计是要兼容任何类型的电脑及任何形式的数字信息，因此它就扮演了英萨尔的旋转变流器的角色：使根本不同的和以前互不兼容的电脑在一起工作，就如同一个单一的系统一样，它将不和谐变成了和谐。通过为数据传输和翻译提供一个通用媒质，互联网将刺激中央电脑运算工厂的形成，而这种中央工厂可同时为几万或几百万客户服务。过去的公司别无选择只好自己生产动力，但它们现在可从中央工厂购买动力（即运算）服务，这意味着它们终于可以摆脱数字传动装置了。
电脑运算的经济意义已经变化了，而正是这个新的变化在引导着时局的进展。个人电脑时代即将让位于一个新的时代：公用运算时代。
公用运算系统的成熟尚需许多年，这个新行业的先驱者，如同以前的爱迪生和英萨尔一样，必将在商业和技术上遇到严重的挑战。他们需要找出最好的办法，来为不同种类的服务做测定和定价，他们需要在需求增长时更善于平衡负荷和管理差异系数，他们需要和各国政府合作，建立有效的调控机制，他们需要在保密性、可靠性和效率方面达到新的水准，最令人畏惧的是他们需要说服大公司放弃对自备电脑系统的控制并开始拆除投资巨大的数据中心，但这些挑战终将被一一化解，正如历史上已发生过的情况一样。电脑运算的经济意义已经变化了，而正是这个新的变化在引导着时局的进展。个人电脑时代即将让位于一个新的时代：公用运算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