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878年的夏天，托马斯·爱迪生感到疲倦了，他这一年过得很累，因为他一直在尽力完善和推销他最惊人的发明：锡箔摄影术。他需要离开他的Menlo Park实验室，中断夜以继日的操劳，好好休息一下，以便有机会清醒清醒头脑，然后再开始新的、伟大的技术探险。当一群朋友邀请他一起去美国西部野营和打猎时，他立刻就同意了。他们一行先去怀俄明州的Rawlins观赏了日食，然后又去了犹他州和内华达州、约塞米蒂（Yosemite）峡谷和旧金山。
　　当爱迪生在落基山脉旅行时，曾去探访过Platte河边的一座矿井。他看到矿工们费力地抡锤打眼，于是扭头对同伴说：“为什么不能用这里的河水给他们发电用呢？”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当时人们对电的应用刚刚开始研究——但对爱迪生来说，大胆即是灵感的同义词。当他秋天回到美国东部时，已经有了从中央电厂通过电网供电的设想，但他的兴趣并非在于让矿山的工人用上电钻，他想用电照亮整座城市。他很快就成立了爱迪生电灯公司来资助这个项目，并于10月20日向报界宣布，他很快将向纽约市的家庭和办公室供应电力。在他的宏大承诺做出之后，他和手下的一班人即一心想着如何实现承诺。
　　爱迪生和普通的发明家不一样，他不会仅仅发明个别的东西，他要发明整个系统。他先设想整体，然后做出必要的零件，同时确保一切零件都能完美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关于他的集中供电计划，他后来撰文写道：“不仅要使发电机发出电，使电灯亮起来，而且灯还要适应发电机的电流，并让发电机发的电符合灯的要求，而且系统的各部分都必须在建造时参照所有其他部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各部分合起来才构成一台机器。”对爱迪生来说很幸运的是，他手边即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城市煤气灯系统是19世纪初发明的，当时已在很多城市安装了。它的原理是，将天然煤气从工厂输送到建筑物里，作为人们点灯的燃料。人们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用简单的蜡烛和油灯照明，但现在照明已成为一种统一经营的公用事业。爱迪生面临的挑战是，用电灯系统来取代煤气灯系统。
　　从理论上讲，电作为照明能源比煤气强，它易于控制，又没有火苗，所以更干净更安全。相比之下，煤气灯又危险又脏，它会消耗屋内的氧气，产生毒烟，熏黑墙面，使窗帘落满黑灰，使室温提高，并且很容易引发致命的大爆炸。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在他关于照明系统历史的著作《不再抱幻想的夜晚》（Disenchanted Night）中写道，虽然煤气灯曾被“誉为干净和纯洁的典型”，但它的缺点在它普及后变得更明显了。人们开始觉得它“又脏又不卫生”——有害，但又离不开。爱迪生本人曾将煤气灯斥为“野蛮而浪费”，他称之为“黑暗时代的灯”。
　　在爱迪生开始电灯实验的那个年代，尽管人们已日益对煤气灯不满，但技术上的限制使人们尚无法用电照明。至少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发明现代的白炽灯。当时唯一可行的电灯是弧光灯，其原理是让电通过两个带电的粗铁丝之间的缝隙。弧光灯点亮时光线太刺眼，温度也太高，因此无法放在屋内或封闭的空间，它只能用于大型的露天公共场所。另外，当时还没发明中央供电设施，每个弧光灯都需自配电池。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解释说：“弧光灯和蜡烛、油灯一样，体现的是自供燃料的前工业时代的信条。”虽然煤气灯缺点很多，但当时电灯尚无法替代它。
　　因此，爱迪生为造出心目中的那“一台机器”，必须就系统的每一主要部件都取得技术突破。他必须首创一种有效地产生电的办法，一种将电流安全送到家庭和办公室的办法，一种检测客户用电量的办法，及一种将电转化成可控及可靠家居照明的办法。而且他还要确保电灯的售价与煤气灯一样，同时仍有利润。
　　这真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挑战，但他和助手们经过努力，终于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取得了成功。他们在2年内开发了该系统的所有关键部件，他们发明了著名的爱迪生灯泡，即在很小的玻璃真空灯泡中封装一个细铜丝，从而创造出某记者所诗意地描写的“小小的阳光之球，十足的阿拉丁神灯”。他们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发电机，它的功率比以前大4倍。（他们将其命名为Jumbo，这是当时某马戏团一头著名大象的名字。）他们完善了一种并联线路，它可使同一条线路上的许多灯泡能各自有独立开关，并各用单独的控制装置，他们还发明了一种电表，可以检测每个用户用了多少电。爱迪生于1881年前往巴黎，在国际电力博览会上展示了他发明的电灯系统的一个小模型。他还公布了蓝图，拟建设世界上首个中央电厂。他宣布说，将把这个中央电厂建立在曼哈顿Pearl街的两座仓库里。
　　这个关于Pearl街电厂的计划雄心勃勃，该电厂将采用4台大型燃煤锅炉生产高压蒸汽，用以驱动6台125马力的蒸汽机，而蒸汽机又将驱动6台Jumbo发电机，生产的电将通过地下电缆网，送到电站周围1平方英里范围内的建筑物，而在每座建筑物都将安装一个电表。在巴黎国际电力博览会举办之后不久，这个项目的实际建设就开始了。爱迪生常常加班到深夜，以监督工程的进展。1年多以后，这个项目建成了，而人们在地下铺设了几英里长的电缆。在1882年9月4日下午3点整，爱迪生指示总电气师约翰·列布（John Lieb）合上Pearl街电厂的电闸，于是电流即从其中一台发电机发出来了。正如《纽约论坛报》次日所称：“一眨眼的工夫，以Spruce、Wall、Nassau和Pearl街为界的这整个地区都亮了起来。”中央电厂出现了。
　　但是，爱迪生对经营中央电厂不感兴趣。Pearl街电厂在他看来，只是一种概念的证实，一个旨在展示他的电灯系统行得通的小项目。他真正的商业兴趣在于，将这种有专利注册的系统通过特许经销或专利权许可方式，交由其他经营者去经营，然后他通过卖设备和零件来赚钱。他组织了一个商业帝国，来实现他自己的野心，爱迪生分离照明公司通过专利权许可方式将他的这种系统推广到美国各地，而（在法国的）爱迪生大陆公司和其他子公司则在欧洲也如此办理。爱迪生灯具公司负责制造灯泡，爱迪生电气公司负责制造发电机，爱迪生电线公司制造生产电线，还有另一家公司出售各种附件。随着市场需求的上升，他的多元化商业帝国也愈加稳固。
　　但这位发明家的成功也蒙蔽了他的双眼。尽管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天才，但他的眼光并没超越专利权许可和设备生意。他起初以为电厂只是比煤气厂更吸引人而已：电厂将是比较小的，只建在城里，只负责解决附近办公室和家庭的照明需求。确实，由于爱迪生的设备系统使用直流电，它无法传输到很远的地方，因此供电范围不能超过1平方英里。当电的应用已扩展到工厂和运输时，爱迪生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即发电应走小规模和直流电的路子。他认为，工业公司会用他的设计和设备自建私人发电厂。爱迪生对自己设备系统的完美充满自豪，而这种自豪强化了他的以上信念。同时，他的经济利益也强化了他的以上信念。毕竟，小型发电厂（不论是中央电厂还是自备电厂）建得越多，他卖掉的设备就越多。爱迪生发明了首个有生命力的电厂系统，但他无法设想从逻辑上说下一步该做的事：所有的电都是由统一建设的大电厂发出的，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电网来分享这种动力。爱迪生设想和实现的小型电厂系统，居然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将电力公用事业完成的人是另一个有着不同眼光的男人，正如爱迪生在完善发电技术方面很有才干一样，他也在完善技术系统的经济效能方面很有才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男人的雇主和心目中的英雄——就是爱迪生本人。
　　1881年2月28日傍晚，远洋邮轮“Chester市”号驶入纽约港。在该船的乘客中，有一位清瘦、眼睛近视的男青年，他就是21岁的英国速记员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他在整个航程中几乎一直晕船，但在走下舷梯时仍然十分激动，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实现梦想：见到传奇式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
　　英萨尔是一个严肃并有紧迫感的小伙子，出生于一个积极宣传禁酒的家庭，在青年时代就爱读《伟大工程师之传记》和《自助》一类的书。据为他写传记的福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称，英萨尔很早就展示出一种“古怪的变态性格”。他总是很早就惊醒，突然就感到充满活力，而且白天一直都觉得干劲十足，直到半夜才有倦意。他和爱迪生一样，工作起来就不知疲倦，经常是狂热的——像肉体发电机一样精力充沛。他也和爱迪生一样，善于从整个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但令他充满激情的不是机械系统，而是商业系统。麦克唐纳写道：“英萨尔很早就认识到物与物之间，或人与物之间，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并非常清楚地理解基本的原则，因此他能想出办法来稍稍改变一下这些关系，使其效果更好。尽管学问的抽象之处也使他很烦，但他‘有一种天然的才华’，能对自己看到的事情做出量化的、演算的分析——就像会计师看待事物的方式。”
　　英萨尔在14岁时离开了学校，到伦敦一家拍卖公司当了勤杂工，他向一名同事学会了速记，于是很快又兼了一份工：每天晚上去为一位报纸编辑当速记员。他在业余时间自学记账，去听歌剧，广泛阅读，把一切知识都存在自己广博的记忆中。1878年他快19岁时，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了托马斯·爱迪生的一幅画像。据英萨尔多年后回忆，就是这件事改变了他的生活：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伦敦乘地铁，要去为一名大编辑做速记。我无意中拾起一本旧的《斯克赖伯纳月刊》，其中有一幅爱迪生在位于Menlo Park的实验室工作的速写，那里是他就电灯做早期实验的地方……我曾为我加入的文学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美国发明家托马斯·A·爱迪生》。我为写这篇散文而查资料时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在日后跑到几千英里之外，在他领导下干一番事业，而且他最终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英萨尔在写完那篇散文后不久，即找到一份工作，为著名银行家乔治·古罗德（George Gouraud）当私人秘书，这对他是一件幸事。原来，古罗德就是为爱迪生负责欧洲业务的人。英萨尔通过自己的新老板与爱迪生的总工程师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结识并成了好朋友。约翰逊深为英萨尔的智慧和活力所打动，再加上英萨尔对爱迪生的工作成果如此熟悉，于是很快就建议爱迪生让这位年轻人去美国并聘他为私人秘书。
　　当英萨尔走下远洋邮轮“Chester市”号时，约翰逊就等在船下并随即带他去爱迪生电灯公司在曼哈顿的办公室。英萨尔在那里被介绍给了神情疲倦、胡子也没刮的爱迪生。于是，爱迪生马上让这位新助理动手审查公司复杂的、好坏难测的财务安排，爱迪生和英萨尔并肩研究了一整夜。到拂晓时分，英萨尔拿出一个有创造性的计划：用爱迪生在欧洲的专利打包作为抵押，再借一笔钱。麦克唐纳写道：“从那时起，英萨尔就成了爱迪生的财务总监。”但英萨尔不止是一个财务总监，他事实上成了那位伟大发明家的业务总管。
　　爱迪生的业务多种多样，并且一直缺少现金，而随着电力需求的上升，英萨尔在保持业务运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监督着“爱迪生帝国”的各个组成部分，重组了其营销和销售部门，在美国到处出差，以促进中央电厂的建造，并与银行家和其他金融家谈判交易。他在1889年指导了“爱迪生帝国”的几家制造公司的合并，将其统一成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并在3年后领导它和最大的竞争者（汤姆森—休斯顿公司）合并，从而组成了通用电气公司。尽管32岁的英萨尔已是世界最知名公司的最高级经理之一，但他对自己的地位并不满意。他已经研究了电力生意的每个方面，从技术、财务到法律和规定，因此他渴望自己当一把手，他不想在一个庞大而日益充满阴谋诡计的公司里当一个官僚——不论地位和报酬有多高。
　　更重要的是，他对电力工业的思考已与其导师出现了差异。他坚信，经营公用电厂会最终成为比制造电力设备更重要的生意。他一直在跟踪发电、输电和应用方面的最新进展，并已将眼光超越了爱迪生的小电厂系统，开始盯住中央电厂这样一种全新模式和角色。英萨尔在1892年春天得到了一个邀请，请他出任芝加哥爱迪生公司（这是一个独立的小电厂，只为5 000个客户供电）的总经理，他立刻就同意了。此举导致他的收入大减，从36万美元降到了12万美元。但报酬对他并不重要，他期待的是有一个更宽广的舞台。在纽约举行的告别晚宴上，他站起来致辞，充满激情地保证说，小小的芝加哥爱迪生公司会发展壮大，直至超过庞大的通用电气公司。麦克唐纳写道，这个预言“太漫无边际了，以至于令人可笑——但看着英萨尔那种无比坚定的神情，无人能笑出来”。
　　英萨尔认识到或至少感觉到的情况是，公用电厂供应的电力可满足的需求，远比当时已达到的范围要大。电可以成为一种真实的通用技术，供企业和家庭用于驱动各种机器和家用电器，但如果要让电和发电企业实现自己的使命，那么电力的生产、配送和消费方式都需要改变。正如爱迪生为组合其中央电厂系统不得不克服了许多令人畏惧的挑战，英萨尔为重新发明中央电厂系统也需克服许多令人畏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要让各工业企业相信，它们应该停止自己生产电力，并从中央电厂将电作为一种服务买回来。这个挑战将测验英萨尔作为商人的全能才干。
　　从人们首次使用机器开始，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生产驱动机器所用的电，动力的原始来源是人的肌肉。正如路易斯·亨特（Louis C Hunter）在《美国工业动力的历史》（History of Industri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描写的一样：“几千年来，人和动物的肌肉为最早期的无名机器——手动推磨、制陶工用的转轮、弓钻、铁匠用的风箱、手泵等——提供了必要的动力。甚至当机器变得更复杂时，仍然是肌肉在驱动它们。是马拉的绞车驱动着磨碾压谷物；驱动着锯子切割木材；驱动着压力机把棉花打成包；驱动着钻头打地道和开挖港池。”亨特写道：“1900年以前的美国制造业以小企业为主，而它们所用的能源主要是人力和畜力。”
　　虽然肌肉产生的动力对小企业已经够用，但对较大型企业来说是不够用的。当商品生产开始集中到工厂时，制造商需要有大量可靠而可控的动力供应，以用于驱动他们工厂里的机器。工业动力的第一大来源是流水。制造商们会把工厂建在大小河流的旁边，用水车控制水流的力量，并将其转化成机械能。用水作为动力来源已有很长的历史，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就利用过水车，而欧洲农民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建造用水车驱动的磨坊。当英国国王威廉一世为组织编写土地调查清册而于1066年考察英格兰时，他发现全国有几千座这样的磨坊。
　　在19世纪，由于较大的工厂采用了水力为动力来源，这种水力系统也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水力工程师努力让水车更有效率，并为此做了一系列的设计改进。除完善传统水车（如亨利·伯登造的巨型水车等）外，他们还开发了水力叶轮机——一种功率强大的风扇似的水车，曾得到广泛采用。水坝、水闸和水渠的设计也有了迅速的进步，其目的是以必要的精确测量来调节水流，从而驱动复杂而敏感的机械。
　　水力的应用曾一度很简单，磨坊主只要和木匠签订一个合同即可，木匠会为他造一个有驱动轴的木质水车，到时安装到急流上就可以工作了。而现在，发电是复杂而成本昂贵的事情——而且正一天天变得更加复杂而成本昂贵。工厂主们或要学习水力原理，或要雇佣懂这门科学的专家。他们必须为本厂水力系统的建造和维护而大量投资，还要就该买哪种水车和采用哪种水流控制设计而做出困难的抉择。就动力生产做出选择，在早年只是例行类的事情，而如今却涉及公司的生死存亡。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的是，工业动力生产的第2种伟大技术——蒸汽机——出现了。作为18世纪的一项发明，蒸汽机可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其原理是把水加热至沸腾以产生蒸汽，到蒸汽膨胀时，即用它来推动活塞或驱动叶轮机。蒸汽机的一大优点是不需要利用水流——这使制造商不必将工厂建在河边。蒸汽机的一大缺点是操作起来比水车更费钱，它要消耗大量燃料，即烧水用的煤或木材。
　　蒸汽技术与水力系统一样，发展十分迅速，因为全球的发明家和工程师都竞相制造出更有效率和更可靠的蒸汽机，动力生产方面的进展与动力传输方面的进展是同步进行的。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用一台水车或蒸汽机直接驱动一台机器（如一个磨坊）已经不够了。动力必须要分送到一个工厂内的许多不同装置，或几座相邻建筑里的不同装置。这就需要建造“传动装置”——用由齿轮、皮带、滑轮组、传动轴组成的传动系统来传输和调节动力。
　　当工厂扩大及生产流程更复杂时，传动系统也会变得惊人地复杂。工厂主们必须雇用建筑师来设计各个系统，并雇用熟练技工来维护它们。有人在19世纪70年代访问一家英国工厂后报告说：“工厂内部是一幅令人困惑的景象，无数的滑轮组和皮带在朝各个方向运动，这在外行人看来简直是令人绝望的混乱。”除了建造成本昂贵、易出故障、常引发事故外，传动系统的效率并不高。滑轮组和皮带通常会消耗水车或蒸汽机所产生动力的1/3或更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电机作为工业动力的第3种伟大来源出现了。电有一个叫人不得不服的优点：它不需要累赘的传动装置。由于每一台机器都能单独接受电的驱动，工厂主们有了一种新的灵活性，可以设计加工流程并扩大经营规模，他们不再因皮带和滑轮组装置的复杂和难以改动而受限制。与水动力和蒸汽动力相比，电更干净且更易于控制。
　　但是，用电作为动力也是一件令人生畏的事情。你不仅要牺牲过去在水或蒸汽系统及其传动装置上的投资，而且还必须安装一台发电机，在厂里布线，而最要命的是要改装机器，以使每台机器都能用电马达驱动。这么干要花很多钱，而且由于电是新生事物，尚未得到检验，所以它也是有风险的。这场改造运动在一开始进展很慢，在1900年，在电动系统作为制造商的可选替代方式已近10年时，改用电驱动系统的机器还不到5％。但是，由于通用电气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等供应商在技术上有了进展，电动系统和电马达的价格下降了，质量也更可靠了，而且由于供应商的大力营销，改用电力这种新技术的步伐加快了。熟练电气工程师数量的迅速增加，也进一步加速了这场改造运动的展开，因为他们为新系统的安装和运行提供了必需的专门知识。到1905年时，《工程》杂志的一篇文章称：“人们现在一想到计划建一座新工厂，就必然会选用电力驱动。”在很短时间内，以电为动力已从异乎寻常变成常见的选择了。
　　但是，有一件事没有改变，工厂主仍然在厂内设立自己的动力供应系统，很少有制造商考虑从各地新出现的小型中央电厂（如爱迪生的Pearl街电厂）那里购买电，这种小型中央电厂是为家庭和商店提供照明用电的，因此没有为大工厂供电所需的那种规模和技术。而工厂主们，由于一向是自己解决动力问题，所以也不愿把这一关键功能托付给局外人。他们知道，一旦供电出了故障，就会使工厂停工——所以，故障如果多了也就等于破产。正如路易斯·亨特所说：“在早年间，人们总是认为，如果制造商要对自己的机械搞电动化，那他必然会使用自己的私人发电装置。”这种观点在统计数字中十分明显。当20世纪开始时，人口普查局的一份调查表明，全国已有5万个私人发电装置在运营，而中央电厂只有3 600座。
　　随着私人发电系统的爆炸式增长，为建造和操作这类系统提供必需部件和技术的行业也有了迅速的增长。通用电气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成为了巨人式的公司，在其四周是众多较小的供应商。就确保私人发电系统不断普及而言，供应商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银行家在这其中有一种既得利益。当英萨尔担任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总经理的时候，工厂主应该自己发电的观点不仅在制造业根深蒂固，而且在电力行业也深入人心。这个日渐庞大的电力行业为制造业服务，并因此而获利丰厚，处于电力行业中心位置的，就是英萨尔心目中的英雄和他的前老板——托马斯·爱迪生。
　　当工厂主们争相建造或扩建自营电厂时，有两项技术正在开发过程中，而它们会使自营电厂变得过时。英国工程师查尔斯·帕森（Charles Parson）在19世纪80年代初发明了一种高效的蒸汽轮机，它的发电效率远远大于传统的活塞式蒸汽机。大约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正在完善一种交流电（而不是直流电）配送系统。把这两项突破性技术组合起来应用，即可从根本上改变供电的经济效益。蒸汽轮机可使中央电厂在发电方面的规模经济效应大大增加，使每千瓦生产成本降下来。交流电配送系统可使电力输送到很远的地方，使客户群扩大很多。
　　新的交流电系统在初期遇到相当大的阻力，由于这些系统的工作电压比现有系统高很多，因此许多人害怕会有安全问题。爱迪生这时仍坚信自己的直流电系统是最好的，因此发动了一场旨在扼杀交流电系统的公关活动，企图以此放大人们的恐惧。他请一位名叫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的电气专家一起合作，帮他搞了一系列公开演示，即用交流发电机产出的电流当场电死动物（如狗、牛、马等）。他甚至说服纽约立法机构买了一台交流发电机（购自威斯汀豪斯公司，当时威斯汀豪斯公司已购买了特斯拉的专利，并成为交流电系统的最大促销人），以用于对死刑犯实行处决。1890年8月6日，威廉·凯姆勒——这位谋杀犯成为第一个被纽约的新式电椅处死的犯人。尽管次日报纸上的标题——“凯姆勒被威斯汀豪斯公司送上不归路”——肯定会让爱迪生高兴，但他放大人们恐惧的做法并没有奏效，技术上先进的交流电系统正在快速普及。
　　虽然爱迪生正在徒劳地力图阻止技术上的进步，但英萨尔正努力利用这种进步，他第一个认识到，有了新的技术，供电即可统一于大型中央电厂，并完全可以满足最大工业客户的需求。而且中央电厂具有的良好的规模经济效益，加上能通过供应许多不同客户来更有效地利用产能，将使其供电价格低于制造商自营电厂的供电价格。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中央电厂供应的客户越多，其效率就越高，就能进一步压缩供电成本，从而又吸引更多客户。英萨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做成这种大公司生意的机会就在我眼前，而且我知道除非我能建成最经济的电厂，否则必将失去这个机会。”
　　英萨尔立刻着手扩大芝加哥爱迪生公司的发电能力。当他1892年7月1日作为公司总经理上任时，该公司只是芝加哥市内20多个小电业公司之一，而且各电业公司都只供应照明用电。芝加哥爱迪生公司只拥有两座很小的中央电厂。英萨尔马上开始在哈里森街靠近芝加哥河的地方建设一座大得多的中央电厂，首批将装备两台2 400千瓦的发电机，以后还要装备更大功率的发电机。在这座中央电厂完工之后，他又开始计划在Fisk街建一座更大的电厂，拟安装每台5 000千瓦的蒸汽轮机，这在全美是最大的了。他的供应商通用电气公司不认可他的计划，只想卖给他功率较小的蒸汽轮机，但英萨尔不为所动。当他同意分担安装大型蒸汽轮机的风险时，他的前雇主也就让步了。通用电气公司在1903年交付了第一台5 000千瓦发电机。几年之后，英萨尔即拆掉这些机器，并安装了更大功率的发电机。到1911年时，Fisk街电厂已有10台12万千瓦的蒸汽轮机。
　　英萨尔一面扩大发电能力，一面也在并购竞争者，他加入芝加哥爱迪生公司不到一年，即已并购了两个最大的竞争者（芝加哥Arc Light and Power公司和Fort Wayne电力公司）。到1885年，他又并购了6家电力公司，他不久就并购了芝加哥地区余下的中央电厂，取得了在全市供电方面的垄断地位。他知道自己的成功，全在于用有效率的电厂为尽可能多的客户供电。他取得垄断地位的目标不是提高价格，而是取得大幅降价——并从而向更多客户供电——所必需的业务规模。
　　另有两项技术对英萨尔的计划具有关键意义。第1项技术是旋转变流器，它是爱迪生公司前工程师查尔斯·布莱德利（Charles Bradley）在1888年发明的，是一种转换器，可将一种电流转换成另一种电流。当英萨尔扩大自己的电厂及并购其他电厂时，他发现自己的设备已变得五花八门，其电流标准各不相同——直流、交流及其他特别类型的电流——而且工作电压、频率和相位也参差不齐。他利用旋转变流器和其他变压器，将所有电厂组合为一种可以进行中央管理的单一系统（这远比爱迪生的一台机器概念更具雄心）。这使得他能通过一次生产操作即为多个用途（照明、工业机械，甚至有轨电车）供电。旋转变流器使他能建立一种通用电网，而不必更换所有的陈旧设备。
　　第2项技术是负荷表。英萨尔首次是在1894年到英国布莱顿度假时见到这种装置。传统的电表只测量一个客户的“负荷”（实际消费的千瓦数），而负荷表还能测出该客户的“负荷因素”（实际消费的千瓦数在潜在使用峰值中的百分比）。某一个客户的使用峰值对于电力公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它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发电能力满足全体客户的最大可能需求。客户的使用峰值决定了电力公司的固定成本——即它为建设、维护电厂和设备而必须做的投资——而他们的实际使用额决定了电力公司的可变运营成本。电力公司的利润率取决于其总体的负荷因素，因为这决定了它使用已有产能的效率。负荷因素越高，电力公司赚得钱就越多。
　　作为一种信息处理机的一个早期例子，负荷表打开了在电力定价方面导致革命的道路。它使各电力公司能向客户收取两种费用：一种是固定费用，反映了该客户在电力公司总计固定成本中占的份额；另一种是可变费用，它反映了该客户的实际消费额。电力公司不必再向一切客户收取同一电价，而可基于供电的经济效益为不同客户订出不同的定价表。大的和更有效率的用户（如工厂）可享受低得多的电价，而小的和不那么有效率的用户则要交较高的电价。而且，聪明的电力公司通过电价的变化还可以吸引各类不同的客户，因为他们的需求形态是互为补充的——例如可把夜间用电大户和白天用电大户组合在一起，或者把夏天用电大户和冬天用电大户组合在一起。通过对这种“差异系数”的认真管理，电力公司可使自己的负荷因素和利润实现最大化。
　　英萨尔在平衡负荷方面是一个天才。到20世纪快开始时，他已在技术和财务层面对自己的公用电力系统开始了精细校准。据历史学家托马斯·P·休斯（Thomas PHughes）称，英萨尔在这方面的成就可与“铁路员工19世纪在管理方面做的历史性贡献相媲美”，但英萨尔还必须说服大的工业公司关闭私人电厂，并从他的电力公司买电。
　　他的首批目标不是制造商，而是“牵引公司”，即当时是芝加哥用电大户的有轨电车公司和高架铁路公司。这些企业之所以尤其引起他的兴趣，是因为它们的用电特点。“牵引公司”会在早晚高峰时间消耗大量电力，因为这时正是人们乘电车或火车上下班的时间。这一需求恰与家庭用户和办公室用户互为补充，因为家庭的用电高峰是清晨和晚上，而办公室的用电高峰是白天。英萨尔知道如果能说服牵引公司用自己的电，即可大大改进自己的差异系数。为确保能做成这笔生意，他向对方提出了优惠的报价，1千瓦/小时不到1美分。这一报价远远低于当时的一般电价（1千瓦/小时10美分）和牵引公司自己发电的成本价。Lake 街高架铁路公司于1902年与芝加哥爱迪生公司签订了买电合同。其他有轨电车公司和铁路公司很快也照此办理，拆掉了各自的自备电厂，并接入了英萨尔的电网。
　　在拿下牵引公司的生意之后，英萨尔发动了一场积极的攻势，以吸引工厂加入自己的电网。他在市中心建立了一座“供电商店”，里面安放了各种靠电马达驱动的机器作为促销展品；他在本地报纸上打了广告，并列出了已与自己签约的各主要工业客户；他利用自己日益增长的影响，在主要的专业刊物上安排了赞扬自己的文章；他还针对制造商花大钱做了宣传促销，使人人皆知他可以提供可靠的动力，而且价格大大低于制造商的自备电厂。
　　他的促销奏效了，芝加哥的制造商们纷纷改用芝加哥爱迪生公司供电，而英萨尔不久就将公司的名字改为联邦爱迪生公司。《电气世界和工程师》杂志的一名记者在1908年指出：“尽管芝加哥仍有不少独立电厂，但它们现正受到中央电厂的空前挤压……英萨尔已把该市拥有最大自备电厂的几个工厂发展成了自己的客户。”《电气评论和西部电气专家》杂志一年后写道，英萨尔的客户“现包括一大批最大的制造商和工业企业”。在制造商不断加入他的电网之时，英萨尔仍在继续降价。芝加哥市的人均电力销售额飞快地上升，从1899年的约10千瓦/小时上升到1915年的近450千瓦/小时。
　　制造商们逐步发现从电力公司买电的好处很多，远不止电价低这一条。它们通过避免采购昂贵的自备发电设备，即减少了固定成本，并可将资本用于更具建设性的用途，它们还可以因此减少公司员工，避免技术过时和出故障的风险，使经理们少了一件颇令其费心的事情。广泛采用公用电网供电这件几年前不可想象的事，现已变得不可避免。在其他公用电网运营商也纷纷出现之时，越来越多的客户改由公用电网供电。公用电网在美国供电格局中占的比重在1907年为40％，到1920年，这一比重达到了70%。在1930年，它又上升到80％。后来很快又达到了90％以上。只有少数制造商，主要是有大工厂设在偏远地区的制造商在继续自己发电。
　　多亏英萨尔，私人电厂的时代结束了，公用电网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