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报道显示，美国司法部已公布的美国控制组件公司（CCI）行贿案名单上的中国企业已经达9家。
　　另一组来自民间分析机构安邦集团的调研数据同样让人触目惊心：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权钱交易，看起来外资贿赂总是直接与那些利益部门、决策人士挂钩。然而实际上，外资的贿赂之手多在隐形处。

　　形式一：掮客的力量

　　不管是商业还是政治，中国人的人情、面子关都是道饶不过去的坎儿。外资的本土化过程必然会使其耳濡目染，在强大的人际关系网上煞费苦心。
　　要建立和政府、其他企业的良好关系，外资往往会极力网罗一批人脉亨通的说客，由说客出马，从而打通关节。这包括与一些行业协会组织达成所谓的战略合作，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包括操控一些律师事务所和审计部门进行人事公关；甚至包括招募一些资深官员，这些官员尽管多不在岗，但人脉力量不可小觑。
　　有报道称，活跃于中国的外资PE大多与一个名称为中华创投协会密切相关，几家PE的核心人物都在其中担任过要职。该协会不仅是外资间的联络纽带，更是这些境外投资力量与中国政府进行相关谈判的桥梁。虽然这些“人才”的招募要花上血本，但与其带来的可观效益相比，仍然是笔划算的买卖。人和则政通，外资显然深谙此道。

　　形式二：笼络专家

　　专家总是更具有发言权，尤其主流专家拥有着天然的优越性——企业和政府的智囊团主力就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一定程度上说，赢得了专家，便是赢得了政策先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以极其微妙的角色影响整个公共决策的制定。
　　笼络的方式极妙，极美，甚至让很多专家欢欣雀跃、稽首思盼：大规模地资助教育和科研机构、赞助行会会议、资助特定地研究项目和论文、与研究机构创建伙伴关系……
　　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在华的750多家研究机构中有超过200家是与高校合作的。不可否认，这些大规模的资助提升了中国国内的科研力量，开拓了一些更前沿的知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外资显然渗透进去了其公关机心。名利双收，他们比想象中更聪明。

　　形式三：NGO力量

　　尽管一直宣扬远离政治、扶持公益，但NGO(非政府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些NGO渗入大众媒体和社科研究机构，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组织各种声势浩大的论坛或研讨会进行理念倡导。由于国际NGO在人道主义和公益慈善事业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一些国际NGO的进入，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
　　就这样，NGO们一方面远离政治，一方面又从正面或者侧面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影响着政府的高层决策——尽管他们可以说这是不自觉或无意识的。

　　形式四：“公关战”

　　这种名号上的“公关”实际上也是潜移默化、见不得光的。跨国公司资金雄厚，或者以培训、参观学习为名，大量资助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出国旅游；或者由跨国公司管理层直接参与政策过程，譬如市长的国际顾问团。
　　这样的影响，实质是绝妙的公关。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明明收得了好处，还让人挑不出刺——这样的公关让哪个不心动？谁人不动心？

　　形式五：塑造“御用”地位

　　要影响公共政策，使政策的天平更有利于己，跨国公司不仅懂得要“低下身”，也知道要适时“扬起头”。在第三方认证部门和标准制定部门中，经常可见跨国公司高抬的额头、权威的面孔。
　　由于出口产品多次遭遇“绿色壁垒”，各行各业对技术认证开始倍加重视，由此也产生出了检测认证行业的巨大市场。各大国际权威认证机构随之纷纷来到中国设立认证公司及办事处机构。
　　标准制定的垄断造就了大批的跨国“御用商”：国内大的订单大都来自大型企业或政府，而由认证部门所设的产品标准门槛又往往比实际需求要高，这就排除了很多品牌和企业，招标会上最后出现的往往是跨国公司的身影。

　　权力寻租

　　贿赂，说到底就是一种获得垄断权益的手段。表面上贿的是人，贿的是商业，实际上贿赂的是权力——“权”莫大焉。一旦存在权力中心，就会存在权力寻租，就会给贿赂以可乘之机。
　　目前的情况是，政府严格管制的行业中，形成的一个个权力中心垄断了各种资源，而相关的监管机制并不完善。当权力中心与企业频繁展开微观接触，当企业出于利益需要对权力中心开始进行强势公关，当这一切都处于并不严密的法律监管之中，就必然会有一些政治觉悟并不过硬的手持权力者倒在金钱或者其他利益的门下。
　　可怕的是，外资的糖衣炮弹往往比我们看到的打得更深，做得更隐匿。当然，这需要我们擦亮双眼，看得更加真切，思想更加警惕。
　　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何贿赂之水会如此之深？
　　假如一些政府部门不再既是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又是游戏的参赛者，假如一些政府官员不再掌握如此大把的政策、行业发展资源，不再由几个人把住行业准入的门槛，贿赂还会成为外资本土化的选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