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肯定没想到，在纵横江湖二十余年后，自己的命运会在今年发生突变:从一个头顶“人大代表”等多项荣誉的“民营企业家”被打回原形——还原为一个靠高利贷、色情业、绑架勒索、杀人越货等手段疯狂敛财的“黑老大”。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在网上，不少重庆市民都引用香港黑社会电影中的这句经典台词，作为亿万富豪陈明亮落马的注脚。
　　在重庆近来掀起的“打黑风暴”中，陈明亮等一批戴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光环”的富豪纷纷落马，这些“流氓大亨”黑白通吃的情形让人触目惊心。重庆公安机关称，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黑社会分子，不仅手段凶残，而且已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入许多行业，通过敲诈、“放水”(高利贷)等手段非法敛财。黑恶组织仅“放水”就放了300多亿元，是重庆全市财政收入的1/3。
　　陈明亮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重庆检察机关向本刊记者披露，陈明亮等人自2001年开设大世界酒店云梦阁夜总会以来，先后纠集部分刑释解教、社会闲散人员，以创办经济实体为掩护，通过开设夜总会、洗码公司、放高利贷等非法手段疯狂敛财，共计数亿元人民币。为了争夺势力范围，确立自己的强势地位，采用报复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手段为组织造势，并疯狂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刑事犯罪行为。采用暴力、威胁手段，针对企业老板这一特殊群体，多次实施绑架、敲诈勒索、强索债务等违法犯罪行为。

　　人大代表意外落马

　　从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来说，陈明亮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拥有亿万身家，头顶“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市古玩商会会长”等多个光环。
　　1976年，陈明亮高中毕业后进入重庆长江仪表厂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他南下深圳经商，后回到重庆发展。其创办的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是重庆“渝中区民营企业五十强”之一，经营项目涉及仪器仪表、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等领域。
　　由于喜爱古玩收藏，陈明亮被称为“重庆最大古玩商”。2005年，他投资1.4亿元在重庆市渝中区打造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目前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在房地产领域，陈明亮也引人关注。他拿下了重庆江北区的一黄金地段，建造了集酒店式国际公寓、酒店式甲级写字楼、五星级大酒店于一体的“世纪英皇”项目。该建筑最大高度181.8米，成为片区“地标”项目，顶层设有直升机停机坪。该项目2007年9月开盘，目前对外售价约为9500元/平方米。
　　陈明亮的落马纯属意外。今年6月3日，重庆江北区一宝马车主在小区内被人枪杀，警方投入大批警力进行侦办。6月5日，警方获悉有涉案的犯罪团伙隐藏在渝中区大世界酒店内，立即突然袭击，将正在房间内聚众赌博、吸毒的陈明亮及其党羽当场抓获，并从陈明亮及其随从所在的客房和其使用的车内搜出毒品和大量现金、管制刀具。在报经渝中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同意后，公安机关对这名渝中区人大代表执行了刑事拘留。
重庆检察机关也证实，犯罪嫌疑人陈明亮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是由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于6月5日在查处发生在重庆市渝中区大世界酒店的聚众赌博案中发现的。

　　以暴力手段树立“江湖地位”

　　大世界酒店，是地处重庆市中心解放碑步行街入口的一座四星级酒店。云梦阁夜总会是这家酒店的一个“亮点”，不少重庆人都知道这里“好耍”:小姐多，可“嗨药”(吸毒)。政法机关的调查也表明，该夜总会长期进行组织、容留妇女卖淫及容留他人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但这个娱乐场所的功能不仅仅于此，它还是陈明亮团伙的活动据点，组织内部议事、工作安排和吃喝玩乐等都在此。谁要侵害这个根据地的利益，都会受到严厉报复。一次，云梦阁夜总会的一个“妈咪”(老鸨)跳槽到另一夜总会，该组织立即对其实施报复，砸其场子。
　　据政法机关调查，陈明亮团伙为了争夺势力范围，确立自己的强势地位，采用报复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手段为组织造势，先后在重庆市大渡口区、九龙坡区、渝中区、渝北区等地，疯狂制造故意杀人案件2起，杀死2人、故意伤害案件2起，致重伤2人、轻伤1人。
　　为了让成员效忠组织，死心塌地卖命。陈明亮等人将非法聚敛的不义之财，部分用于组织成员生活、娱乐所需以及支付组织成员“工资、福利”、对犯案获刑的组织成员及其家属的“安抚费”、对受害者的“封口”费等开支。
　　团伙成员王勇供述，2008年春节发了5万元、2008年国庆节发8万元、2009年春节发20万元等；王勇出狱后，在2005年4月-2006年12月间，该组织向王勇提供生活费5万～6万元；2005年7月，王勇等人伤害何某后，该组织提供3万元生活费供王勇等人躲藏，并拿10万元让王勇给付何某作为“封口”费。不仅组织成员犯了事有补偿，连其亲属也会得到照顾。龙翔、唐玺因杀人服刑后，其父母每月还可以领到该组织发放的“生活费”5000元。

　　“高利贷+暴力收债”赚取暴利

　　2008年4月14日，重庆一资产上亿的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向陈明亮借高利贷250万元，约定每月20万元的利息(8%)。后因开发商未按时付息，陈明亮安排手下人去收账。从2009年2月开始，陈明亮的“马仔”多次到房地产公司收账，派人24小时紧跟该开发商，将其软禁在办公室近一个月之久，并对其殴打。后来，该开发商连本带息先后支付给陈明亮440万元，还欠135万元。
　　检察机关调查表明，像这样通过“放水”牟取暴利是陈明亮生财的重要手段，而且其目标专门针对企业老总这一特殊群体。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利用组织的强势地位，对企业老总实施非法拘禁、强索债务等违法犯罪行为。
　　除了放高利贷外，陈明亮还吸纳一些建筑老板加入其团伙，让他们打着企业的招牌，介入土地、房地产开发市场进行非法竞争。比如，在土地出让市场，陈明亮就让其团伙内的建筑企业参与竞拍，故意抬高地价，采取各种手段胁迫想获得此地块的开发商支付其“退出费”。
　　2006年，某开发商看中了重庆一地块，陈明亮团伙内的两名建筑企业老板立即参与竞争，哄抬价格，迫使开发商接受条件:支付4000万元，他们就退出“竞争”。一周内，该开发商支付了1300万元后，拿不出钱了。陈明亮等人就安排手下“马仔”以开发商欠其债务为由，频繁到开发商办公场所扰乱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该开发商不得不将一块土地作价2700万元抵押给他们。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像这种手法在土地招拍挂中屡见不鲜，开发商对这种明抢的行为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

　　操纵澳门赌场诱骗老板输钱

　　为牟取暴利，2006年，陈明亮等人合资1200万元到澳门赌场开户洗码，组织大批重庆老板到澳门赌钱，以赌博为手段进行敲诈，涉赌金额达数亿元人民币，获得洗码费上亿元人民币。
　　据调查，陈明亮对在澳门洗码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组织成员联系到澳门赌博的赌客必须经过陈明亮的同意才能拿到筹码，陈明亮专门安排手下在澳门负责接待赌客，并随时报告赌客输赢情况，规定谁联系的赌客就由谁负责将赌客所欠赌债收回。据陈明亮交代，洗码费都是由介绍人和参与赌博的人平分的，洗码费赌场按赢金额的千分之九点五划到他的账上。
　　到澳门赌钱的重庆老板，几乎个个掉进陈明亮设下的陷阱:不仅输得一塌糊涂，还欠下一屁股债。
　　2008年国庆节开始，陈明亮的手下就不断约老板彭某到澳门赌博，并提供吃住行一条龙服务。后彭某到澳门一赌场赌“百家乐”，由陈明亮拿码，陆续欠下陈明亮赌债1700多万港币。陈明亮手下就通过威胁手段强行索取赌债，彭某被迫通过陈明亮“担保”，向别人借800万元(6%息)，先还了800万给陈明亮。此后，陈明亮手下继续通过威胁手段要求彭某还钱并强行索取高额利息，彭某无奈只好以房产作抵押，在典当行借了600万元高利贷，付了400万本金及192万元的利息给陈明亮。
　　有的老板因为还不了钱，还被陈明亮团伙非法拘禁。2008年10月，一位列重庆“私营企业五十强”的老板去澳门赌博欠账后被扣押，陈明亮到达澳门后，安排手下将该老板押回重庆，逼其还钱。回到重庆后，陈明亮的马仔将该老板看押在酒店达4天之久，该老板后无奈先后支付所欠赌债三个月的利息150万元。
　　据了解，有的老板还因此陷入困境，甚至多年创下的基业也毁于一旦。重庆一客运企业老板被陈明亮团伙“邀请”到澳门玩一玩，结果先后欠下600万元赌债。在陈明亮等人的威胁下，该老板被迫卖车，不仅交出成渝线9辆客车的经营权，还抵房贷款。

　　“黑老大”为何“红黑通吃”？

　　陈明亮落马后，重庆市民以及企业界拍手称快。
　　随着陈明亮的倒台，他的一些旧账也被翻了出来。政法机关调查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陈明亮就已经有诸多违法犯罪事实。比如，1998年9月，因陈明亮在宾馆的电子游戏厅被公安机关查处，他怀疑是赵某举报，并以此为由，采取威胁、暴力殴打手段，敲诈赵某现金10万元。同样在1998年，陈明亮欠受害人周某装修费20万元，周某找他要钱，反被陈明亮打成轻伤。
　　“要是在陈明亮黑社会组织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候就打击处理，就不会养虎遗患，更不会让其坐大形成气候。”一名法律界人士说。
　　一些社会人士指出，陈明亮劣迹斑斑，群众反映强烈。但其不仅没有受到查处，还当选为人大代表，戴上“红帽子”搞黑社会的勾当，的确值得让人反思。
　　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黑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寻求“保护伞”。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外衣，加紧向政治领域渗透，寻求“政治庇护”，危害执政基础。
　　在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落网的“黑老大”中的一些人都头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光环”。如在公路客运、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以黑养商”的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垄断重庆猪肉市场的王天伦是重庆大渡口区政协委员。
　　这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和关注。重庆著名律师周立太认为，当前，一些地方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一种组织安排，作为一种政治待遇，向所谓的“致富能人”倾斜，似乎挣钱多，能纳税就一俊遮百丑，而做代表委员最重要的民意基础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指标。这其实是一些干部“GDP崇拜”和政绩观异化的表现，是另外一种“傍大款”的行为。只有把好代表委员“入口关”，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才能消除“以红养黑”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