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４日电
一个身处宁夏，一个远在北京，银川市电信局退休老职工闫茂菊大妈笑眯眯地望着“对面”的新华社记者，大声说：“我刚上班的时候，连电话都没见过，想都想不到这辈子能开上视频会议，你和我隔这么远能互相看见谈话，变化太大啦！”
１９４４年出生的闫大妈一家三代都在通信行业工作，自称“通信世家”。她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邮电职工，常年在外架杆铺线。１９５８年，闫大妈小学刚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并成为新中国通信历史上第一位女线务员，和上杆下井的同事们、同行们一起，将新中国残缺不全的通信设施一点点连成片，汇成网。
闫大妈的小儿子朱伟峰１９７９年出生，现在是中国电信银川分公司区域营销主任。他特别难忘儿时母亲夜深了还在洗衣服、和煤饼，常常半夜三更被叫去抢修电缆。有一个冬夜下大雪，母亲在外忙乎了一晚上，早晨回来全身冷得像一个冰人。
“那时候大伙都没想别的，只要电话能通就高兴了。我虽然文化低，但特别好强，从不愿意为了家事耽误工作，单位也给了我很多次脱产学习的机会，后来我也收徒弟啦。”闫大妈说着说着，平静地谈起一件往事，只见视频里面，坐在她身边的朱伟峰显然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顿时眼中泪光点点。
“我怀着伟峰八九个月的时候，还天天上班，爬两米高的梯子在机房程控端搭架子。有一天中午正在工作，觉得肚子痛，晚上就把他生下来了。我们那个时候怀孕都是不休一天假的，上班到最后一天。”
“我特别佩服我母亲这一代电信人，他们过去承受的那种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是我们这一代难以想像的。”朱伟峰１９９７年从邮电中专毕业后先后从事过线务员、客户经理、经营主管工作。“母亲那一代处于国家通信大发展时期，以工程建设为主，现在的线务员以装机查仪、服务客户为主，接到报修电话再晚也得赶紧爬起来去查障，因为公司对社会有承诺必须在数小时内修好线路。虽然工作环境没那么艰苦了，但压力更大了。”
朱伟峰刚参加工作时，装部电话要等十几天，“求大于供，那时我们基本上没有为客户服务的概念。”随着电信改革的深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上全球固话萎缩的大背景，“电信公司转型，从拉线路的，变成了卖综合信息服务的。”
有一回，朱伟峰所在的客户经理部晚上８点接到一个报修投诉，部门主任通知朱伟峰去修，年轻气盛的朱伟峰一时偷懒，心想一晚上电话不通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把活给推掉了。第二天，他听说这个电话晚上１０点装通了。一问，是主任去装的。
这件事极大地触动了朱伟峰。后来在小灵通网络建设时，朱伟峰在盛夏的酷暑中为防止晒伤，全身迷彩服长裤长袖，一天喝掉２０瓶矿泉水，头上的汗水把楼顶的地面打湿了一片；在严冬的寒风里腿上里里外外穿了八层，而为了方便操作工具，他把皮手套上的五个指头都剪掉了，手变得像锉刀一样粗糙僵硬，第一次拉女朋友的手，“她问我你的手怎么这样？”
中国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但让闫大妈惊讶，也让朱伟峰感叹“总在发生质变”。１９９９年，朱伟峰在日本定居的好朋友回银川玩，随身带了一个小灵通，当时朱伟峰的“最新式装备”是个寻呼机，还是数字的。“我只见过笨重的大哥大，简直不能理解电话怎么能做得那么精致，那么漂亮。我从来没见过，觉得太新颖了。”
然而２００８年底，这个朋友又一次回银川时，朱伟峰给他办了个小灵通，这回轮到朋友惊奇了，直叹发展太快了，中国小灵通比他的手机功能还要多。
朱伟峰每天晚上只要有时间，必然上网去看新业务新知识，如果一个月不学习，自己都感觉跟不上时代了，他已经通过函授得到了本科学位。“现在做营销，不用风吹日晒了，但必须开动脑筋才能赢得客户。”当听说记者还不是中国电信的用户时，朱伟峰马上请记者方便时联系他。“我会根据你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全业务融合套餐，保证在一小时之内打动你。”
闫大妈则对自己的晚年生活特别满意。“我刚参加工作时，工资只有１８．５元，现在是２５００元。我年轻的时候想，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这辈子就满足了。现在我家人手一部手机，电视、空调、电脑、打印机、传真机、扫描仪……什么都有，老伴儿天天在上网，查资料、读新闻在线、聊天，什么时髦玩什么。我觉得非常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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