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执政后，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了。
　　这两天有关对话的新闻，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息：美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还是迫切希望和中国构成一个能够形成共识并影响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G2格局”；而中国则更加关注如何在今后中美合作关系中保持真正意义上的“双赢”局面。比如，不能因为只考虑挽救美国经济尽快复苏，就可以大量“印钞”牺牲中国债权国的利益。中国希望中美关系的发展要建立在利益分配公平的双赢基础上，而不是美国主导、中国支持的那种被动的“G2”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感觉到今天处在中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和政治实力不均的格局下，仅仅通过“G2”框架很难实现双赢的结果。于是，这次战略对话，中国会发出更多维护自己利益的声音。而美国也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和中国利益相容的交合点，比如，新能源技术的合作等。那么，我们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给中美带来双赢的合作呢？
　　首先，要“练”好我们的内功。这就需要我们的管理层多学一点企业和市场相关的创造利润“战术”，而我国的企业和机构则要多学一点宏观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经济生存环境产生影响的“战略”。否则，缺乏“大气”的中国企业和机构，无法意识到“无形资产”(财富创造的第一环节)在财富分配和风险转嫁中的威力，而不充分了解“公平竞争重要性”的决策部门，也无法体会在全球化环境中靠企业只身打拼的艰难和安于现状的苦恼。
　　不管怎样，今天中国的增长模式和美国的增长模式，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进行合作“对接”，那么，必然会带来看似“不公平”的双赢结果。我并不认为这当中有什么“阴谋论”在起作用，而是增长模式不匹配所造成的。这当中也不可能指望美国政府发挥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去补偿中国与美国合作中所出现的问题或损失。美日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合作，虽然让日本迅速积累了对美的债权，成长为世界经济的强国，但是越来越严重的外汇占款所带来的金融资产泡沫，严重阻碍了日本以出口主导的增长，最终导致的泡沫破灭、产业空洞化的格局，让日本不能摆脱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这次也成为欧美经济衰退的“陪葬品”。总之，世界经济发展失衡格局所带来的风险，对美债权国的损失更大一些。如果要在目前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中进行新一轮合作，那么，我们一定要汲取日本的教训和这一轮中国经济调整的经验。
　　其次，我们希望美国从行动上拿出减少双赤字的决心或者对债权国利益足够的重视。今天美国还在进行军备扩大，还在用钱去扩张自己的利益圈子，那么，就不可能改变美国为维护霸主地位所需要的赤字结构。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对话中除了强调债权国对财富价值稳定的担心外，还应该要求美国能够放开中国在美投资和技术消费的门槛，否则，赚了钱还不能让人随心所欲地花钱，这种合作是不可能有双赢结果的。
　　第三，在中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让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交换，即我们消费，美国生产和储蓄，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没有市场支撑的基础。美国的消费能力，是和美国中产阶级、富裕阶层的社会结构，与发达的金融体系等因素分不开的——它们支撑着美国的社会保障能力，支撑着(个人信用)风险分散的效率等，但是，一旦这样发达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消费的增长基础就会出现暂时的“自然瓦解”状况。那么，今天当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排在世界130多位，而且收入差距在日益扩大，外国人建议要释放中国人口红利所带来的消费能量，就显得太不知中国的“人情世故”了。说白了，即使增长模式转变，也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需要为之奋斗的时间。
　　总之，中国政府在这次对话中应该做好两种预案：“保守”战略是最大限度地争取美国保证债权国的利益；而“积极”战略就是争取在下一轮经济增长方式(比如，新能源时代)中，改变我们被动的加工贸易地位。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这轮对话中强调技术共享，强调产业链价值形成的透明机制，强调在设计、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共同参加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后财富的定价权和分配权上能够保证人民币的适度参与。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反复纠缠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等老问题，那么，我们在对话中除了坚持自己的原则之外，更重要的是继续做好为了提高抗风险能力而进行的结构调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