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会议上，中美两国官员将讨论贸易差额问题。此次讨论绝不能仅仅涉及汇率问题。
　　许多分析师早就指出，汇率操纵是快速解决贸易不平衡（即一个国家所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的差额）的办法。1985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Plaza Accords)后，日圆和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飙升，许多分析师据此认为两国对美贸易顺差也将下滑。他们说对了一部分。德国对美贸易顺差出现下滑，但即便日圆兑美元汇率翻番，日本贸易顺差仍然暴涨。
　　这种情况应当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为了应对《广场协议》，日本政府下令向制造业提供大量低息贷款，同时为公司借款人提供非正式担保。在国内消费量下滑的同时，制造商却在为出口市场而增产，对美贸易顺差由此上升。
　　尽管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但中国也试图仿效日本。出台的相关政策包括：央行执行很低的贷款利率，政府提供能源和大宗商品补贴，最重要的是，大量得到政府暗中担保的信贷，这些信贷主要面向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然而消费仍然受到抑制，部分原因在于存款利率极低、消费者融资受限，以及薪资水平太低。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一定会飙升。短期内，美国消费者因薪资增长停滞和失业率高涨而大受打击。未来几年内，美国的消费增长将比产出增长缓慢得多，贸易逆差将因此而收窄。
　　不过，即使美国储蓄率升高推动了必要的重新调整，美国还是应当注意中国的举动。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况是还算强劲的消费支撑国内生产总值(GDP)以良好的势头增长。最坏的情况是消费迅速萎缩推动GDP下降。而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情况是GDP受爆炸性的消费增长推动，而增幅略为降低，最差的情况则是消费增长放缓拖累GDP增幅急剧下滑。
　　两国都面临平衡短期就业需求与长期调整措施的问题。美国急于取代受债务推动的住房消费，这帮助创造了工作机会，并给了中国更多的时间进行调整，不过是在以降低储蓄率为代价的情况下。中国短短六个月内的新增贷款超过去年GDP四分之一，由此提振了短期就业率，但也增加了额外的过剩产能，使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
　　两国都需要时间做出调整。如果本周的华盛顿峰会不能确定贸易调整以及两国财政金融政策合作的时机，中美两国将会无可避免地经历重新调整－－但GDP增长将会减缓。如果美国的储蓄增长与中国由政府主导的产出激增相冲突，两国可能被迫实施对抗性的政策。其结果可能极其严重，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在最好的情况下，未来几年仍然会十分艰难。相互冲突的调整政策可能会令情况更糟糕，尤其是如果这类政策导致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摩擦的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应当致力于解决看上去像是国内政策冲突、但最终其实是关乎贸易平衡的问题。（作者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