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测镜脱销，天文馆客流量大增，电话量过多导致通讯短时中断，日食奇观引发中外观测者天文热情，政府发布应对通知，加强科普，做好预案，强化值守，六分钟自然天象成为社会公共事件。一次日全食能否真正做到让科学知识普及？六分钟热情怎样变成持久动力？从应对到常态，我们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问：针对日全食，国务院发出了一个通知。实际上像针对极端的这种恶劣天气等等一系列的自然现象，很多的单位和部门，应该有相应的紧急的预案，为什么国务院还会发出这样一个通知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张国庆：我的基本看法，我是认为这次国办发的这个通知应该是属于防范于未然的预警性的一个合理的公共管理选择。为什么会这么看呢？我想可能跟这一次的日全食的这样一个特点有很直接的关系。
    我想通过网络报道可以看到，这一次是近500年来，中国持续日全食时间最长的一次，大概可能要持续到4-6分钟。
    第二个，这次波及的面也比较广大，自西向东，整个长江流域几乎都涉及其中。
    第三个，涉及的人口也非常广大，大概有近4亿人可以直接观看日全食，人口的比重占得也很大。
    在涉及到的流域情况来看，我们都可以理解，流域由于广大，人口众多，这里面涉及到各类的城市，也涉及到乡村，所以人群的结构也就因此变得非常复杂。
    在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我觉得就有可能发生两类不确定性，一类的不确定性，就是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实际上由于我们过去没有遇到过，因此实际上人们并不能够肯定可能出现什么样很确切的后果。
    比如有报道说，温度可能会下降10-15度，有没有可能产生大规模的电磁现象，诸如此类，有没有什么风力变化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并不能够确切地知道。
    第二个不能够确定的可能的后果就是可能发生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我想我们实际上也不能够很确切地知道。

    问：这份通知实际上提到了四个方面，其中是加强科普宣传；还有做好相关的应急预案；同时组织加强观测和旅游的管理；另外还强化值守应急。其中的第一条是加强科普宣传，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排序？

    张国庆： 科普宣传，我想首先是针对广大的农村人口而言的，或者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全食在历史上从来都是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在信息不够发达，或者人们还有一些迷信思想的地区，这个有可能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

    问：像日全食这样的一个自然现象来讲，我们现在对它的了解程度，从了解的人员结构和比例上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清华大学科技传播普及研究中心的理事长徐善衍： 就我对我们教育的了解，应该说我们凡是上过小学的这些人员，对日全食、日食的现象应该是有一个基本了解。但实际上我们过去在多年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情况来看，我想对我们日食现象，日全食的现象能够给予一个科学的解释和全面的了解，恐怕不会超过三分之一的，恐怕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对日全食现象不能够给予一个科学的解释。
    所以抓住这么一个几百年才能遇上一次的天文奇观，由这开展一些天文知识的科学普及是完全必要的。

   问：看到今天各种各样的说法，说是500年一遇一次的，有人说我真想再活500年。实际上像对于刚才您所提到的，作为一种科普宣传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对普通公众进行这种科普来讲，相应的机构有哪些？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科普宣传？从日常生活当中来看。

    徐善衍：实际上面对社会广大公众进行科普教育的机构是方方面面的，但是从世界上大体分两大类：一个就是日校的正规教育；再一个就是日校以外的各类非正规教育。现在日校教育应该说发展得越来越快，公民受到正规教育的水平，从原来小学的义务制教育到初中的义务制教育，随着形势的发展，我想全民义务制教育水平要不断提升的。

　 问：今天在网上也有相应的评论，比如说像面对这样一次百年一遇的这样一个天文现象，好像我们相应的教育机构，尽管现在是在暑假期间，好像也没有采取什么样的动作，针对中小学生进行一次实际的观察，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组织，有人提出批评，你怎么看？

    徐善衍：我认为从我们现在中小学的教育来看，对这种日食教育，在他的正常课程里边应该受到一定的教育。至于学校组织这种带有科普性质的集体观测活动，作为组织假期孩子们的一次活动，我看还是有意义的。但我倒觉得，倒没有必要说通过这次观测，对我们的中小学生进行一个日全食的科学知识的普及，我觉得对中小学生，他们会能够基本掌握这个知识的。

    对公众来讲，刚才我谈到我们的科普单位，除了学校之外，还有我们社会各部门这种非正规的教育，这种非正规的教育，由于我们国家受教育的水平不是太高，通过各类媒体向社会广大公众进行一些科学知识的宣传，使广大公众了解日全食的一些科学道理，这都是完全有必要的。

    问：您刚才提到像学校的这种教育，还有这种社会的对于科普的这种普及的一种教育。我们也看到有评论说，别让看日全食跑偏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商业的活动，比如说坐飞机从成都到上海进行逐日活动。我们特别今天观察了一下，有很多评论，有一种说法说，比如说实际上日全食在成都是9点11分13秒出现，上海是9点36分48秒，而两地之间是1600公里，要飞两个多小时，实际上在空中能多看十几秒钟，觉得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做法不外乎是一种商业操作，并没有实际起到普及推广的作用，像这样的一种质疑您怎么理解？怎么来看？

    徐善衍：实际上这种商业炒作是缺乏对日全食的科学知识的一个理解，坐着飞机能够把看日全食的时间延长，实际上延长不了多长时间的。炒作无非是，我看这里面有一个炒作单位的经济利益的问题，追求这个事情，这种商业炒作，我认为对科普的宣传来讲，这个项目，这种炒作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大家坐着飞机看，达不到他要追，长时间观看日全食的效果，让一些人感到上当了，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想这个效果是不好的。

    问：总的来看，应该说我们这次观看日全食盛况空前，人非常的多，这么多人来讲，我们想可能不都是主观上要对自己进行科普，很多可能是看热闹，或者完全是一种兴趣，这是客观上导致很多人来看，我们在科普方面来讲，怎么能够把人们客观上的这样一种热情和我们自己主动的想进行科普的实际的一些操作结合起来？

   徐善衍：我看到一些媒体报道，对观测今天的日全食盛况空前，很多观众抱着很大的兴趣投入这项活动，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科普工作的工作者，也感到很高兴。因为在我们开展科普工作中，历来有个说法，兴趣是接受科学、接近科学、热爱科学的第一个老师，或者是进入科学大门的第一个门槛。所以借着观测日全食这个机会，能够把大家的兴趣调动起来，以此为契机，更多地开展一些经常性的科普工作，我想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但不要一是一，日全食观测作为一项活动就了了，能够使我们从事科普工作的各个单位、各个学校，能够对面向各类广大公众，青少年也好还是成年人也好，进行一些科普工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能够总结这次观测的一些经验也好，教训也好，或者从这为起点也好，能够把这个工作长期地做下去，因为科普工作是个长期的一项事业。

    问：很多人参与到实际的观测过程当中来，在短短的将近6分钟的时间，是一种6分钟现象，在这6分钟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商业机构的参与，包括政府的出于一种推动的这样一个做法，发出相应的通知。6分钟之后，下一步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来做工作？

    徐善衍：我想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们的关注点应该在6分钟以后，如何把这项工作，把科普工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应该说这6分钟是吸引公众从关注天文现象开始，天文科学开始，这种现象对我一个触动，使我想起来人类的科学的发现，人类的科学文明的进步，应该说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讲是从天文学开始的。比如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提出的天文，就是诸多的天文现象迷惑不解，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后来应该说人类的文明进程，近代科学的发现，近代科学的出现，应该说也是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说，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说，也是天文学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问：温家宝总理在和同济师生会面的时候，引用希腊先哲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人，那他们没有未来，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希望同学们能够经常仰望天空”，这句话可能是一语多关，但是也提到了，应该培养国民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
    我们从现在来看，我们所提到的科学素养包括哪些方面？怎么来培养？

    徐善衍：科学素养，现在国际上通行提法，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要公民掌握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素养高低，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的衡量尺度。
    再一个就是了解、把握科学发现的过程，这里边包括掌握科学发现的方法、科学的思想，包括弘扬科学的精神，你是不是具备，单纯知识不行，因为掌握知识毕竟是有限的，你善不善于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探索。
    再一个素养很重要的就是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能够正确地应用科学，以及掌握应用科学技术的技能。

    问：实际上科普来讲需要人，需要钱，需要一些政策。但是反过来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人在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使这些人真正的在社会当中来实践他的做法？

　徐善衍：应该说，2002年我们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据我知道还没有什么《科普法》的，《科普法》的核心精神就是让全体公众能够接受科普教育，同时越来越多的公众也从而能够参与科学的传播和普及，就是你是这方面的工作者，你也是接受教育者。

    问：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科学家没有看到在第一线从事这种科普工作？

    徐善衍：实际上我们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也开展了大量的科普工作，但是这种自觉性，这种国家推动能够激励科技工作者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开展这个工作，这种激励的机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问：问题在哪儿呢？

    徐善衍：比如说，我们国家制定《科普法》的时候，我也代表我们国家组团到外国进行考察，我所看到的比如外国科学家，一个科学院所它每年从事的项目要花纳税人的钱，你花纳税人的钱从事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意义、作用是什么，对社会，对老百姓能有什么好处，你这个项目又进行到了什么程度，要定期的向群众，比如说深入到社区，在一定公众场合进行报告，这个报告的过程，让公众了解你做些什么实际，也是进行了科普工作的这么一个过程。
    再一个，我在国外，我们所比较关注的一些科普场馆、科技类场馆、公益性设施，它的经费基本上是按照三分之一都是由企业和社会上的一些基金会提供基金。而我们国家基本上，像这些公益性的设施都是国家拿钱，来自于社会上的群众的捐赠、企业的捐赠是极少极少的，这都体现了我们在科普工作激励多方、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上还存在着机制问题。比如现在好多科技工作者提出来了，我做科普工作，我写有关文章，参加活动，不算工作量，而且开展科普工作的情况怎么样呢？对他评职称、晋级没有什么关系。

    问：科普实际上有两方面，要普，同时也有人接受。从公众参与的角度来讲，我们似乎给公众提供参与到科普当中来的机会并不多，公众怎么来参与呢？

    徐善衍：公众参与主要现在我们是在两方面努力的，一个就是比如在社区里边，实际社区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好多人就是说，所谓中国有句老话，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各有各的专长，可以在群众中发挥那些各自有专长的人，他们在群众中进行一些彼此之间的科学教育。

    问：实际上公众参与到科普当中来应该有一个前提，必须得有兴趣，怎么样培养他这种兴趣？

    徐善衍：这种兴趣一般对不同人群来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有些人对学习一些科学知识，对某个学科他有探索的兴趣，希望对某些方面掌握一些知识，这是从兴趣出发。
    还有一个，成年人来讲，多数都是从他的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比如社区涉及到怎么样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高，怎么样防病治病，使自己活得更健康，更有品位，这方面他都是从实际需要出发。

    问：从公众的参与角度来讲，像我们很多的科研项目的审批，包括实施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让公众参与到当中来，起到一个监督，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激发兴趣的一个过程？

    徐善衍：你提这个问题是在世界上，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兴起的一个叫做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公众理解科学概念就是认为在当今社会，社会上所有的一些公共事务或者公共决策，无不包含着科学的内容。
    那么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边，怎么样使公众对这种包括科学内容的各项活动和决策，能够让公众在其中发表意见，听到群众的声音，是同意、反对、支持、赞成，还是怎么样，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向公众来传播一些科学知识，使他们知道一些科学知识在当今社会应用的一些价值、作用，它的正面效果、负面作用是什么，群众有了这个基本知识把握以后，他才能投身到社会活动和各项决策中来，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