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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弯曲的
全球金融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从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再到萎缩的中央银行—而政治变化是最难以预测的。全球化和开放资本市场都始于政治，是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一个解答。全球化在21世纪的存亡问题同样最终将取决于选民在政治上是否会因为其带来的巨大利益而能够接受其缺点。但这种接受似乎越来越令人怀疑。
如今的全球资本海洋仍在不断衡量政治风险。因为创业资本流动性和前瞻性很强，当有迹象显示出现哪怕“潜在”的消极变化时，它都会冲出国界，将金融恐慌的残骸留在身后。这些消极变化迹象包括阶层斗争（政治家挑起某一收入阶层同另一收入阶层之间的斗争）、过度的政府干预（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他目的良好但可能适得其反的财政和监管变化。如今的世界变成了弯曲的，正是因为政治界和金融市场之间越来越缺乏了解。美国尤其如此。美国似乎正在酝酿一次地震式的政治变化，可能会使其抛弃自由贸易和开放的资本市场。
我将会提供一个关于全球化政治的理论，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我的论点是在过去的25年间，两党观点相对一致，就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的金融市场达成了共识。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共和党或者###党现象。实际上，###党的比尔·克林顿同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的经济决策并没有很大差别。
事实是比尔·克林顿甚至比罗纳德·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克林顿成为了全球化和开放金融市场的拥护者。他是近25年惊人的经济繁荣和全球减贫的带头参与者。为了打破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里根和克林顿都把全球化当做了一件有缺陷但是至关重要的工具。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在70年代成年，所以他对那一时期的经济幻灭感受很深。里根出生于1911年，所以他是在大萧条期间成年的。因此某种意义上，一入主白宫，两人就都认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和伟大的全球化浪潮的机会。如今的问题是：当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充分意识到这一非凡的政策共识时期正遭受终结的风险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如今，美国的两党正迅速背离克林顿所拥护的亲全球化政策。最近金融市场的动荡和美元的疲软很显然不仅来自于次贷相关的信贷不确定性，也来自于美国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美国政治家越来越热衷于对资本构成、企业家主导权和财富创造进行民粹性攻击，这更加深了这些恐惧。
政治化的全球化带来了如下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金融市场对美国金融资产（包括股票）的定价相对较高。这是基于对自由贸易、开放资本市场以及长期强劲增长问题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将会大体保持完整的乐观假设。但现在似乎正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世界，这个新世界有新的规定和变化的政策，并且对自由开放的资本和贸易不再耐心十足。最紧迫的问题是：近几年，市场将如何给政治环境变化的性质重新定价？恐慌的氛围会不会导致强势下调金融资产的定价？不明智的政治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从政治的角度说，如今人们更加相信金融界已经进入了未知的政治水域。
我知道谈论全球经济时，将克林顿和里根联系起来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都是国际舞台上的全球化经济金融改革演出团的成员。其他改革者包括印度的纳拉辛哈·拉奥、中国的邓小平、欧洲的雅克·德洛尔、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新西兰的罗杰·道格拉斯以及巴西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某些分析家在这一德高望重的群体中还加上了法国前社会党总理莱昂内尔·若斯潘。
以上所有人都从下降的全球通货膨胀以及新的廉价计算能力中获益。面对政治压力，所有人都转向了全球化、企业家精神和全球资本市场，以打破20世纪70年代抑制财富的政策（中国和印度则是打破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压手段）。
作为决策者，里根和克林顿是一对奇怪的组合。这两位前总统的声誉都来自于他们对开放的资本和贸易市场的支持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
为了披露更多的情况，我需要承认最开始我并不认为里根有这个潜力担负这一历史性角色，尽管事实上从最开始我就有幸近距离见证了这一切。我真的将永远记住1979年年底在美国洛杉矶见到的里根，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容光焕发，当时正快速经过机场万豪酒店一间套房的门口。他穿着明艳的、彩色斑纹的运动外套和一件跟外套颜色及材质不太相符的高尔夫T恤衫。这位68岁的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点都不像在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
虽然我最初登记的是###党人（在巴尔的摩像我一样处于中下阶层、住联排式住宅的人都是###党人），我却在为里根当顾问，因为我是纽约州共和党议员杰克·肯普的同事。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这位布法罗地区的国会议员担任里根竞选的首席国内政策设计师。我当时是肯普的办公厅主任。我们在洛杉矶谈论经济，确切地说，是用3天时间同里根朝九晚五地进行政策讨论。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里根，以及他的七八位贴身顾问。我们的目标是：制订一项国家复兴计划。
尽管我当时只有26岁，但我的经验已经足以让我意识到我们会议的潜在重要性。然而，我从未想到，这3天将会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全球化。确实是这样。我当然也并不知道###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后来会将这些政策提升至我根本无法想象的高度。
当时最有趣的要数里根竞选运动的智囊约翰·P·西尔斯。他年约40岁，白发，吸烟过量。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他“约翰·P·撒旦”（因为他打击对手的魔鬼般的战术才智）。我很钦佩西尔斯的卓越才华—适应有时非传统和不可预知的政治利益。他让我想到了埃尔温·隆美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北非战场上的德国将军。西尔斯习惯用三根手指夹着香烟，像架微型大炮一样直接瞄准了州长。每当西尔斯讲话时，空气中似乎就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他和里根讲话时，这种紧张气氛就更浓厚了（数月后，西尔斯从竞选队伍中被辞退）。不过西尔斯却做出了一项历史性贡献。
在洛杉矶会议刚开始时，他就坚持选举运动应该推动所谓的“北美协定”。这项协定将允许美国商业自由越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边界。里根很欣赏这个想法。他在1979年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和第一次发布国情咨文时都谈到了这个协定。“北美协定”当然就是后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简称NAFTA）的起源。克林顿总统也支持NAFTA，这成了两个政府之间的共同主线。它建立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区，成为了全球化重要成就之一。
“丑恶的10年”
这几次会议是在20世纪70年代行将结束时召开的。我称70年代为“丑恶的10年”，任何有关20世纪70年代的事物—经济、外交政策、音乐，甚至时尚—都是丑恶的。记住，令人羞耻的越南战争刚刚结束。深陷丑闻之中的尼克松总统被迫离职也才不到10年。人们仍然难以忘怀肯尼迪1963年的遇刺使整个国家丧失了纯真和希望。
世界是弯曲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今美国的中年选民们都不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苦难。他们没法想象低通货膨胀、低利率的就业不完全的经济。因此，他们关注全球化的不利之处，而不能够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好处给予足够的感激。他们不知道全球化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心痛时期。
70年代有一个叫做“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它是由世纪顶级经济学家组成，宣称理论上身陷困境的世界经济是在冲击增长的极限。换句话说，经济已经达到了创造就业的极限。
几年前，纽约市差点破产。被称做达科他的西岸豪华公寓如今售价为1000万~2000万美元，约翰·列侬被谋杀时就是在那里生活。而在70年代，花10万美元就能买到那里的公寓。
中东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人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鲁莽的美联储政策造成了20%的抵押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高达10%的失业率（比较2008年年初5%的失业率和低至6%的抵押率）。
在这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的时代，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这是因为政府决策者们已经失去了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能力。1972年，道琼斯指数达到了1000点，但在70年代末却下跌到了大约800点。这一下降不只意味着20%的损失，而是年复一年，长达数年的负收益。这代表了过去的半个世纪情况最坏、持续时间最长的熊市。
当股票市场下挫时，债券市场通常会上扬。70年代末，不可思议的是出于上升的通货膨胀预期，两者经常同时下降。一场公司和公众养老基金危机也正在逼近。这一时期，美国公司被嘲笑为恐龙。
在美国，通过“税级攀升”过程，通货膨胀已经使中产阶层家庭承担了原来只针对过富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我们敦促里根立即降低那些令人窒息的税率—如果他成为了总统。里根降低了所有税率，包括高达个人收入70%的最高边际税率。如今，两党中都没有政治家要求重新回到最高达70%的税率，除了意识形态上最为刺耳的部分。当时的税率等于在金融上扼杀了中产阶层纳税人。唯一的赢家是擅长于创造性的税收庇护的公司。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将70年代概括为“美国的自杀尝试”。我记忆中则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迅速失去了目标。但正如我展示的，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人民对未来的自信和乐观得以再生。这一切使我们对如今的情况产生了两点重要疑问：美国和世界是否正在缓慢地回到像70年代那样经济衰败的时期？“70年代”这一短语是否甚至还跟今天的大多数选民相关？
所有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专家中，艾伦·格林斯潘对里根时期开始转变美国经济的新的80年代范式认识最为深刻。这一转变又是在10年之后的克林顿时期开始超光速发展。
从1990年开始的20年间，我的商业伙伴曼利·约翰逊和我经常同格林斯潘一起在他的主席私人餐厅共进早餐，从餐厅可以饱览华盛顿商场的美景。格林斯潘几乎不会提供关于他的货币政策目标方面的有用信息。他为了不泄露秘密，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们的谈话还是非常美妙的。
90年代初，一次共进早餐时，我问他如何评价里根作为经济决策者的重要性。格林斯潘的回答反映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说当里根做了件非同寻常、风险极大的事情时，他就知道已经完成了一次范式转换。1982年，里根解雇了空中交通管制工会（简称PATCO，专业空中交通管制组织）成员。这些成员试图通过白宫律师所认为的一次非法###来关闭全国机场。
几乎所有里根的顾问都警告里根解雇工会成员是一个陷阱，有可能导致欧洲式的劳工全面###，导致全美交通系统的瘫痪。这会摧毁美国经济，迅速让数万美国人失业。在最后要求复工的通牒失败后，里根最终还是解散了工会。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欧洲式的毁灭性###没有发生。
格林斯潘告诉我，他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一插曲象征着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恐龙式的美国公司将会迎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使它们能够为了在国际上竞争而进行必要结构调整。里根迫使市场调整预期。问题并不在于工会是邪恶的或是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作用；问题在于在美国是否达成了政治共识，允许臃肿的美国公司大刀阔斧地进行重组。这次事件的结果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关键在此。这一转变过程没有显示出任何单一党派性。20世纪60年代######会的努力为里根80年代的放宽管制铺平了道路。此外，正是共和党任命的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屈服于尼克松政府的政治压力）引发了70年代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并且，正是###党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70年代末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以及工作顾问杰克·艾伯丁，在华盛顿政策圈中散播了解决税级攀升问题的这一想法。本特森起草了所谓的10-5-3税率降低提案，这成为了里根1981年税务计划的主要特点。本特森之后成为了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需要指出的是当本特森解决税级攀升问题时，作为罗纳德·里根经济政策的中心部分，他还在谈论所谓的“芝加哥福利女王”。里根在70年代的讲话中经常会提到这位神话人物。此人接受了85项不同的福利支票。由此，她因为美国的经济弊病而受到指责，这一说法实在是荒谬。
全球化的新高度
但是没有哪一个###党人如克林顿般支持全球化、企业资本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他将全球化争论推向了新的高度，促进了自由贸易的蓬勃发展，也因此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克林顿的身边都是华尔街国际主义者，比如罗伯特·鲁宾，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出于偶然，他曾经是里根时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和其他许多完全支持全球化模式的官员。
的确，克林顿比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他也肯定远远超过了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里根尽管在自由贸易上收获了信任，但执政后期却深陷伊朗军售案丑闻。在这一时期，里根允许受到某种限制的美国出口货物比例由12%上升到1989年的24%。与之相反，1997年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克林顿呼吁“当局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以开放市场……我们不应该逃避全球经济的挑战”。
不顾第一夫人和某些主要顾问反对，克林顿推动通过了NAFTA。虽然我的一些支持克林顿的朋友们不赞同，但我相信NAFTA象征性地成为了克林顿的空中管制事件—向全球市场传递亲全球化的象征性信息。克林顿不遗余力地促成NAFTA颁布，是向全球金融市场表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范式变化将会得到持续和深化。
2008年###党总统初选中，工会和###党内的偏自由主义者攻击克林顿政府对NAFTA的支持。这些批评者没有提到的是从1993年协定颁布到2001年，美国的就业人数从1200万增长至1350万。NAFTA颁布5年后，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3.8%。大部分经济学家曾经认为理论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今，原克林顿时期官员选择防御性回应对于他们亲全球化政策的批判（我认为过于倾向于防守）。有的人甚至试图重写历史，或者至少是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的角色。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回答说，如果世界拒绝那些政策，那么这将会使全球经济的金融健康面临危险。
在美国，两个政党都在逃离自由贸易的立场。近几十年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成为了自由贸易联盟的重要成员，但现在在贸易问题上已经无所作为了。前卡特政府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成立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一全球经济方面的顶尖智库，他对共和党在贸易方面的立场做出了有趣的评价。伯格斯滕说：“在过去10年中，美国贸易政策的最大损失是保守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德雷政治生命的终结。任何法案能获得国会通过，都不得不感谢‘大榔头’（德雷的昵称）。当管理众议院时（1994年至2007年1月共和党掌控期间），德雷的花名册是开放的，他花钱买投票，还经常宣布某项法案以一两票的优势获得通过。”现在共和党内没有像汤姆·德雷这样在贸易问题上左倾的硬汉了。###党内情况也一样。
关于里根–克林顿政策共识的讨论当然要包括财政政策。里根不是降低了税率而克林顿提高了税率吗？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先看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党在克林顿财政政策问题上都大耍花腔。比如，许多共和党人说得好像当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28%提高至35%时（收入过高的纳税人是缴38%），经济陷入了衰退。但事实完全相反。
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共和党人也需要承认较高的税率扭曲了公司高层主管们的薪资（根据克林顿签署的1993年税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这些薪资极高的高管们试图通过不正当使用股票期权来避免缴付更高的税额，结果股票期权被大量使用。在后来被称做安然时代的时期，出于账目目的，许多公司高管选择股票期权作为收入，而不是大笔需要缴税的工资，因为以奖励为基础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这整个事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法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超过税收边际税率的某一临界点，最富裕的人群会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额外的税收。
关于克林顿的税收政策，还有一点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互联网泡沫初现的时候，克林顿悄悄签署了一项法律，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达30%。
前美国国税局专员弗雷德·戈德伯格认为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税收政策大体没有差别，因此任何对税收体系的突然改变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刚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未听说过几十年间与这一观点相反的党派言论。研究过事实你会发现，###党总统肯尼迪似乎是资本流动的支持者。通过他的努力，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90%降到了70%，他还颁布了商业投资税收抵免法规（并发起了被称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里根废除了投资税收抵免，但是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提高了一些，但签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资本收益税率（同时宣布了一系列资本市场看好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戈德伯格的观点是，难以否认，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体的税务政策趋势是偏向于企业资本流动的。此外，个人税收政策大体避免了破坏性的阶层斗争政治。
的确，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克林顿政策是出于有讽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战略—试图增强反对党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优势。但是谁在意他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对克林顿来说，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为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来首位连任的###党总统。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无法在华盛顿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资本不利的政策，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金融市场事件。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杰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会选举大败后稍带夸张地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临界点，里根时代可能会最终结束，也包括比尔·克林顿的8年。”这一潜在的政治转变成为如今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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