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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的难题与解决思路
对全球经济来说，中国代表的是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我在开始时只简单地描述一下。一方面，中国必须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以那种让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增长率高速发展。较低的增长率就意味着更少的工作岗位和潜在的各方面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过快也会面临重大风险，因为它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威胁，给世界金融带来泡沫。①现在，中国股票市场浪潮汹涌，政府部门也在积蓄力量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在中国，通货膨胀也在上升，这同时也抬高了工业化世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但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中国的发展泡沫（总是以多种形态）破裂时，中国的通货紧缩又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在发展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将会毫无选择地把积聚的储备物资和商品倾倒进世界市场。这将会促使全球的产品价格重锤般落下，也会给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带来极大的挑战。
在下面的讨论中，你会发现关于中国另外一个自相矛盾的因素：资本流动的作用。一方面，中国需要工业化世界以持续不断的直接投资的形式带来的技术。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它利用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数额）在国外进行投资，从而获得更多战略利益。这里有一个底线，中国对工业化世界来说，正在执行的是小心翼翼“走钢丝”的平衡策略，但这种策略好像是拥有众多变数的魔方，它使得危机管理的战略规划实施起来难度加大了。
中国在过去10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的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0%，而且中国政府的执政党从来没有面对过巨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奇迹般地解决了各省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数量，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在未来25年的时间里，中国要逐步淘汰一些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因此，中国每年要提供的工作岗位比加拿大人口的三分之二还多。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确保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中国的发展需要前所未有的投资比例和不断增长的消费比例。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持这些比例即便是可能的，其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在中国面临这种巨大挑战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也会承担很大的风险与压力。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且，一个高速发展的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亚洲经济体将会是减轻全球经济衰退、降低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但这绝不是简单的一次灌篮—用沃伦·巴菲特的话说，中国的经济必须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否则通货膨胀就无法扼制住。西方国家虽然一直在向中国投资，但中国境内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最大的危险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正在生成泡沫。这里的泡沫指的是，经济发展决策者非理性地吸引投资，期望能够获得高回报，结果这种期望值越来越高，最后形成了投资的恶性循环。正像近年来所有的投资泡沫—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美国所暴露出来的网络泡沫，以及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的住房泡沫—一样，所有的泡沫都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的。有时候泡沫是慢慢地缩小的，但大多数情况是泡沫急剧破裂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泡沫破裂，那么对整个世界来说，其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将会变成全球通货紧缩的巨人。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谈到高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时都会引经据典，提到20世纪70年代的灾难时期。但实际上，和所有产品价格急剧下降的通货紧缩相比，通货膨胀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最近有人要我描述一下，如果中国的泡沫破裂，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做了一下简单的预测。首先，中国政府会迅速地把储备的大量商品（中国之所以储备商品，部分原因是中国的负实际利率①，在后面我将讨论中国最近的这一发展趋向）推向全球市场—这些商品被储备起来是为了支撑未来高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世界将会充斥着如潮水般的中国廉价商品。
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下降的产品价格将会给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破坏。突然之间，各国一直担忧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将会被迫与价格水平的下降—通货紧缩做斗争。基于未来预期收益率的商业合同也将会变得毫无意义。新一轮的员工失业大潮将会很快涌现。全球股票市场将会崩溃，因为投资者看到贸易保护主义者正在疲于应付价格水平的下降，而且还有可能一败涂地，恐慌心理会迫使他们出售手中持有的股票和共同基金，转而去购买美国和欧洲的证券。同样，很快地，众多的养老基金将会宣布它们无法承担未来的养老任务，因为股票市场的表现难以尽如人意。四大新“权力掮客”—主权财富基金、产油国、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将会迅速地撤出全球投资股份，并把投资兑换成现金。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和90年代的日本所表现的那样，价格水平会急剧下降，也将会给随后长期的经济停滞种下祸根。同时，经济规划也会显得无能为力。一家公司对一种产品或服务所预计的良好收益在未来也将会出现很大的变数。
但还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性。中国政府担心社会动荡会引发恐慌，它会选择把巨额的外汇储备资金从国际体系中抽取出来，将其用于满足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做法将会迅速地提升全世界的银行利率水平，逼迫各国中央银行增加资金供应以购买中国抛售的证券。理论上讲，这个结果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要高于通货膨胀，却低于通货紧缩。
不论最后的结果是厄运还是繁荣的局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会通过建立贸易壁垒报复中国，而如果它们这样做，中国就会面临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全球各中央银行将会释放大量流动资金以确保市场不至于崩溃。但正像我们在2007~2008年信贷危机中所看到的，这个恢复过程将会是非常慢的，也是非常痛苦的。这是因为处于恐慌中的全球投资者将会把他们的资金迅速地转移到工业化世界比较安全的短期政府债券市场—他们认为即使是高评级的企业债券和普通股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信贷市场将会失灵。正像在次贷危机期间所发生的那样，惊慌失措的各中央银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将会大幅度衰减。
我最后的分析结论是，实际上，在真正出现泡沫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将会如何发展下去，而即使一点小小的震荡也有可能使整个结构坍塌。
为了把事情讲清楚一点，我不得不说我对中国的情况抱有一些个人成见。那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了一个对中国水泥的投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包括几位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一家中央银行的现任行长。我们购买了8家中国水泥厂，这几家工厂都位于中国北方省份，因为我们预计这一地区工厂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更新的热潮很快就要到来了。当时，中国的新经济才刚刚开始崛起。这是20世纪末叶在中国淘金的最前沿，我们看到了机会，希望利用这种发展激情和机遇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并最终能使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
然而，与我们的期望相反的是，这次投资失败了。就像在美国工业化开始时期的投资一样，这里的###也到处滋生。公司的账务也因为管理不善而搞得乱七八糟，完全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我们雇用了高盛的一位前行政人员担任CEO，以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徒劳无功。
中国水泥公司也从来没有上市。我们把资产亏本卖给了法国水泥公司拉法基集团①。我们当时都被一种美好的前景吸引住了，但最终却因管理不善和缺少对中国体制的了解而一败涂地。在这一过程中，我从中国市场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如果没有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保证，就绝对不能把钱摆在桌面上。零散的小规模投资是一回事，而真要经营一家基于在财务数据方面的信任或其他客观量度标准的公司则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紧随泡沫破裂之后的经济、金融恐慌期间，这种信任的缺失往往是致命的。
很明显，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司总是想尽办法在中国赚取利润。一家欧洲汽车零部件公司的CEO曾向我讲述过他是如何在中国扩展公司业务的—虽然他也面临着自己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可能泄露到中国的问题（他描述说，在中国内地的这种状况就好像30年前在中国台湾一样）。在中国，他仅使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技术。“我们从来不向他们展示我们最新的技术，以防止高新技术的外流。”他说。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我对中国水泥产业的投资却是一次很难得的收获。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后的数年里，我避免了在其他领域投资的损失，尤其是那种数额更大的投资项目。当我的朋友们或熟人向我提议投资时，我总是回应说：“我有一条投资规则：只对我熟知的行业进行投资。”然后我就会给他们讲述我对中国水泥产业进行投资的故事，最后我往往会提出反问：“我们之中哪一位对水泥行业熟悉呢？”
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
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已经成为亚洲低成本产品的最后总装厂，这些经过组装的产品很多都销售到了美国。结果，中国有超过一半的出口产品都来自于外资公司，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可以作为成品重新出口。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产品出口依靠的是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的零部件。
在成长为制造业巨头的过程中，中国消费或储备了世界锡、煤炭、锌和铁矿石产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政治体制不稳定的石油出口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苏丹和安哥拉。针对中国的这一举动，美国也发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呼吁。
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今天的中国，至少有1亿劳动力的年收入可以达到5000美元，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任主席里德·亨特却在《美国》（America）杂志上撰文指出，虽然中国中产阶层占到美国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二，但他们的生活标准已经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平均的生活标准不相上下，因为同样是一美元，在中国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比如，上海居民每个月使用有线电视和电话仅需要支付5美元。在北京，中产阶层可以雇用家政人员为他们料理家务，比如打扫卫生、做饭。而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料理家务。
经济专家预计，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还将会有2亿人加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之中。今天，中国的消费量仅占美国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中国将会有数亿人变成中产阶层。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发展趋势和全球技术的影响将会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所看到的那样。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中国将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较低的国内通货膨胀率，而且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事实上，低成本的中国出口产品有助于降低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如果没有这部分中国出口产品，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更高。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是中国对石油、食品的大量需求，使得这些产品的价格飞速增长，并且也是导致全球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中国的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从2008年1月1日起，新劳动法正式实施，将更有助于维护普通员工的利益，但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这也加剧了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之间的矛盾，还有可能在中国金融市场比较脆弱的情况下，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从历史事实看，逐渐上升的通货膨胀水平是股票市场的噩梦。
中国金融市场的泡沫有破裂的可能性吗？今天中国的交易账户已经达到1.025亿个，而且每天新开账户达到30万个。仅2006年，就有2400万中国投资者在狂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其中的大部分投资者都是新入市者。拥有股权或股份的人毕竟还占不到中国人口的10%，毫无疑问，中国这部分人口的增长也将是爆炸性的。
然而，这种未来的金融市场缺少一种降低风险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1995年取消了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例如，2007年2月，市场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波动，上证综合指数在一天内就下挫了9%以上。道琼斯指数也随之大幅下跌400多点。这仅仅是中国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开始。从现在开始的至少5年之内，如果出现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对世界金融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即使是今天，中国股票市场的价值也被高估了。2008年年初，上海证券市场的市盈率已经高于十多年前日本股票市场崩溃之前的市盈率。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股票市场又从高位迅速地下挫。
这里还有一个客观的教训，在2007~2008年全球性的信贷危机发生期间，中国金融体系看上去很奇怪—如果不是怪异的话—因为它没有受到影响。但这种状况却没有让世界其他国家感到多么舒服。因为在世界其他国家正疲于应付次级抵押贷款所造成的金融混乱局面时，中国A股在2007年危机爆发的前4周里却大幅度上升了20%。更加奇怪的是，即使额度最大的贷方之一中国银行被曝出购买了美国96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而其他银行也宣布购买了巨额美国债券，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出现了飙升的现象。
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市场也会受到这次金融风暴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主要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如果因为次贷问题而致使世界经济出现崩溃，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将会首先受到重击。
最近我问欧洲中央银行的几位银行战略专家，如何能让中国这个经济“庞然大物”稳定地发展，如何能让其在通货膨胀飙升而失去控制时安全软着陆。软着陆的目标就是经济强健、稳定地增长，但增长速度又会受到一定的控制，以避免经济发展过热和泡沫的破裂。欧洲人认为中国有四个可能的选择：（1）对经济的定量干预（主要是通过行政体系，比如政府颁布条令以刺激消费或延缓消费）；（2）提高利率；（3）加强货币流通；（4）以行政措施促进或延缓资本的流出或流入（比如，决定进口哪类产品以及进口多少）。
根据这些欧洲银行战略专家的观点，这些选择中只有一个是比较有效的选择，那就是允许货币升值，并加强其坚挺的地位。他们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正在经历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巨额资金的流入。而这时判断经济能够稳步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坚挺的货币。对德国来说，其他任何举措都是起不了作用的。欧洲官员认为，中国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只有通过货币升值这种手段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尽管中国的货币升值问题已经被提上重要日程，但这也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已经连在了一起，而真正解决当前的货币问题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中国政府停止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干预，那么人民币的强势地位将会大大加强，国外产品将会以更具竞争优势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但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一些缺乏竞争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将会面临破产的厄运，从而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七分之一）。然而，美国的状况是，长期保持货币贬值、低储蓄和对石油的大量进口，现在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达到GDP的5%。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不论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毫无益处的。
美国财政部长的中国之行
美国金融界的领导人物对美国盲目自大的金融发展趋势也不是熟视无睹。高盛集团的CEO保尔森在华尔街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金融大人物，他在2006年7月以拯救者的身份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长。虽然保尔森对金融市场驾轻就熟，但他的获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是一位中国专家，他曾经在中国参与过70多次商务活动。在布什政府看来，对保尔森的任命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因为一方面，保尔森可以缓解金融市场出现的危机局面，另一方面，保尔森还可以凭借其对中国的了解迅速打开一条解决中美双边经贸问题、理清两国货币关系的捷径。
2006年12月，保尔森决定开始对中国采取行动了。那时已经至少有35项关于中美之间贸易行为的法案被提交到了国会山。保尔森随后组织了自从尼克松总统时期以来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代表团包括布什政府内阁大部分的成员，甚至不大愿意参与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也一同飞往中国北京。那么中国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呢？最后，保尔森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美国。很显然，美国财政部既想要中国不对美国金融服务和农业这两大对美国关系重大的领域实施报复性的行动，又想顺利地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国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或者削减购买量，并且限制美国在中国的金融投资活动，那么这对美国的经济而言，破坏性将是非常大的。
美国财政部官员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货币改革的进程上迟疑，主要是担心，在边际产业领域，中国内陆省份会失去市场和工作机会。当我问询财政部相关官员这个问题时，他们总是以“我们将静观其变”来搪塞过去。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空口无凭”的货币改革实施时间也不是十分确信。同样，欧洲官员们在对中国货币问题的诉求上也“碰了一鼻子灰”。另外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决策者也认为，如果人民币突然强势走高会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且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也会面临破产的压力。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升值能否极大地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状况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莫里斯·戈尔茨坦和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出口商在汇率变化的情况下并不会轻易遭受损失，因为中国没有最低工资的底线。这样，最低工资可以补偿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出现不稳定或者劳动力市场出现大的变动导致对劳动力市场限制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才有可能制定。正像前面所说的，那些对雇佣体制的限制也已经出台了。同时，在一些先进的行业中，中国工人必须掌握复杂的科学技术，中国公司实际上也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种发展趋向会有助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形成。
美国的储蓄和消费习惯与收入并不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由于美国人固有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消费倾向。美国人不会考虑自己有没有更多的钱，也不论产品的价格如何，他们总是喜欢花光自己口袋中的所有钞票，甚至有时候还会借贷消费。这就是为什么解决中美之间账户不平衡的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
我认为，有一种解决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即不断上调中国汇率。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仅有一个问题可以促使中国尽快做出货币调整的决策，这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在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甚至还有可能遏止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给一些国有企业带来负面效应的担忧。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还呈继续蔓延之势—尤其是这已经影响到食品和服装行业，这种结果会带来更加紧张的状况。最终，中国决策者可能会被迫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在保护国有企业和承载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他们也有可能接受一种能够控制通货膨胀但会减缓经济发展趋势的强势的货币走向，但如果这样做就会使一些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在此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拥有一份杂志一个很大的兴奋点是，出版商会时常寄送一些免费的书以供评论。在2007年年初的一天，天相当冷，我正坐在我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读一本名叫《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HowMassCollaborationChangesEverything）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唐·泰普史考特（DonTapscott）和安东尼·D·威廉姆斯（AnthonyD.Williams）。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人们对信息技术不断增长的易获取性已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用于合作、价值创造和竞争的工具。这也把人们在每一个经济部门参与创新和进行财富创造的激情释放了出来。数百万人已经加入了自我组织的合作之中，凭借这种合作，他们可以生产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以便同世界上资金雄厚的大企业进行竞争。这种新的创新和价值创造模式被称为‘并行模式’①，其特点是，众多的人和公司公开开展合作以推动本行业的创新和产业发展。”
当我读到这些语句时，我想，实际上，两位作者真正想说的是，现今，互联网所代表的是进行大规模合作创新的新工具。这一点意义重大。我那20多岁的孩子们就整天与互联网生活在一起。比如，如果我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坐在旁边的他们在看到后会习惯性地站起身来走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在电脑上浏览这篇文章。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变动不居的企业文化会继续把经济搅得“天翻地覆”，或许还会带来一场“互联网企业文化”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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