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台湾，有一位名传遐迩、家喻户晓的人——尹仲容。台湾工商界称他为“中国的欧哈特”、“台湾经济之父”、“台湾工业化之父”。 这是因为他为台湾经济的振兴和腾飞做出了无与伦比的重大贡献，是台湾经济由十分落后到飞速腾飞的领航人。

    尹仲容其人

尹仲容的座右铭--"岂能尽如意，但求无愧我心"

台湾经济界两巨人-尹仲容（前）与李国鼎

    尹仲容（1903—1963），名国墉，字仲容，湖南省邵阳县(今邵东县)人,1925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迁居台湾，当年，台湾经济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大部分重要生产设备均遭破坏，工农业生产远远落后于日本占据时代，生产和民生所需物资奇缺，人民食不果腹，物价不断飞涨，民穷财尽，整个台湾经济濒临崩溃。为解决台湾经济这一严重困局，当局在1949年6月成立台湾地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请尹仲容出任主任委员。
    从此，尹仲容正式登上台湾千疮百孔的经济舞台。他先后两次供职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先后被委以台湾中央信托局局长，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部长”，“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台湾银行董事长等要职，担负重整台湾经济的重任。他为台湾经济活动步入正轨和台湾经济实力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做出突出贡献。尽管身兼要职，尹仲容性情性格耿直，廉洁自守，成为政府官员学习的楷模。

    博览群书，根植中国传统文化

    尹仲容非常好学，分秒必争，经常手不释卷。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无论在出差途中，或开会之余，手中总是捧着一本书。他是工科出身，对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过颇有影响的《工程数学》、《电磁学》等专著。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他又刻苦自学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写过很多经济论文，并有十分独到精辟的见解和主张。他的中学西学、旧学新学根底之深，在当时台湾的政界乃至学术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出身于士绅之家，他对中国的古籍涉猎很广，研究颇深。在他早期所发表的文章中，经常引用孟子、荀卿与管仲的著述。像孟子所说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他更信“使民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他虽是学理工出身，在公余闲暇，却为吕不韦作传，为《吕氏春秋》作注，编写《郭嵩焘年谱》。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大商人，郭嵩焘是清代外交的名臣，也是西学的倡导者。这两人的著作对尹仲容一生的经济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坦然认错   为人处事正直廉洁

    尹仲容曾一人担任台湾外贸会主任委员、美援会副主任委员、台湾银行董事长等三要职。他根据外贸会部属的签报知悉，中药药材中的甘草，以伊朗价格最低廉；黄花、红参等，以韩国价格最低廉。为节约外汇计，他立刻制定了限定采购地区的办法。该办法公布之后，因为伊朗与韩国的船期不定，而且他们不肯小批量出售，可是台湾需要量又不大，如果大批采购，势必增加业者资金与利息的负担，结果买卖双方僵住了。双方的触礁，引起中药价格的暴涨。尹仲容发现错误之后，在新办法公布的第三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复原来的办法，并公开向报界承认他的错误。 当时有记者问：“您这不是朝令夕改吗？”他率直地回答：“知错了还不改，那还了得！”，记者追问：“这岂非有损政府威信吗？”他说：“知过不改，才真正地有损政府威信，而且还可能会害死许多病人。”这就是尹仲容勇于抛弃面子，坦然认错的真实故事。
    尹仲容在经济工作中，以廉洁奉公，一心为民享誉台湾民众。一次，有两个单位给他送来丰厚的“车马费”，被他严词斥责，全部退回。每次到各地考察， 他从不报销差旅费，说：“在下面人家已招待了，就不应再报差旅费了。”下属因祝寿等送来的“红包”，他都要其秘书一分不少地一一退回。在政府官员中，其官职可谓不低，可他一直住着一间不到七十平方米的破旧房子。许多商界巨富，为他购买的豪华别墅，他都一一拒收，并对这些巨富提出严肃批评，同时一再叮嘱“下不为例”，这充分体现出了他正直廉洁的特色。

    勇于担责，大力主张“计划性自由经济”

    尹仲容的基本经济思想是“藏富于民”、“均富”与“养民”，要把台湾经济在“计划性自由经济”方式下，进行快速地发展。台湾初期既没有资本，也没有人才，资源又有限，要让民间自然地产生企业，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民营企业也无力发展，不得不依赖当局。
    尹仲容认为应该由当局先发展工业，然后再把初具规模的工业转为民营，这样就形成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当局只是统筹全局，并没有掌握生产设备，也不控制经济活动，各个民间企业保有最大的自由空间。扶植王永庆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实例。王永庆经营几家                             民营企业，“屡战屡败”。最后，他选中塑胶工业，但手中缺乏资金，向政府及银行贷款均遭拒绝。最后他找到尹仲容，尹仲容力排众议，决定给王永庆以大量贷款，终于使王永庆这个濒于倒闭的民营企业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塑胶企业之一。
    那时，台湾政治经济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台湾政客官僚的口头禅是：“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尹仲容则挺身而出说：“人民的事，总要有人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人劝他明哲保身，少负责任。他正气凛然地回答说：“你知道责任二字的真意吗？责字头部是‘主’字，下面是宝贝的‘贝’字。只有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只有负责才能生产宝贝的钱财。如果把责任推给他人，不就变成个‘债’字了吗？一个官员对国家负债，国家就要对人民负债了。” 这就是性格耿直，勇于承担责任的尹仲容。他的座右铭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目光长远，率先发展电力、纺织业

    尹仲容行事一向大刀阔斧，而且眼光也看的要比一般人远，他所参与制定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无私，雷厉风行。他为台湾制订实施的“代纺代织”政策，是因他看到美援物资中有大量的棉花，而纺织者来台湾时带来了一些机器，于是他管制日本棉花与棉纱的进口，再批发大量的美援棉花给台湾的业者，还支付业者一笔加工费，最后的成品也由当局收购。当时，社会上对尹仲容的攻击之声响彻朝野，但是尹仲容却丝毫不为所动，终于使台湾的纺织业由原来的年进口一千余万美元，变成出口六千万美元。到1953年当局停止这项政策时，台湾的纺织业已经进入了稳定阶段，为以后十几年的纺织品外销，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后来，人们总结：当时尹仲容大力实施的“代纺代织”政策，使纺织业者获得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这些资本转而投资于其他工业，从而促使台湾经济全面飞速发展。台湾的远东、裕隆、六和、台南等大财团，没有一家不是起家于尹仲容的纺织政策的。对于台湾的电力与交通运输，由于其为经济运转之枢纽，尹仲容更是殚精竭虑。其时，台湾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国际上已出现拒收的的迹象，而尹仲容竟以不到200万美元的外汇存贮购置了大量的发电机，供脆弱的台湾工业发展之用。1952年底，各项生产指标已达到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最高产量，经济也趋于相对稳定。他常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本人就是一位勇敢的“谔谔”者。

    深思熟虑 ，大胆改革外汇贸易制度

    尹仲容的经济思想，最重要的是主张经济全面改革与发展，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台湾经济在尹仲容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推动下，总的说来已经逐步趋于稳定，通货膨胀已基本解除。但台湾经济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则受到台湾较小的市场限制。突破这一艰难的瓶颈，唯一的途径是打开外销市场，改革外汇贸易政策。为此，尹仲容审时度势大胆地进行了三个十分重大、充满风险的改革。一、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数量管制和复式汇率，恢复价格机能；二、调整汇率，部分采取有弹性的机动灵活的模式，以取消对很多进口物资不必要的变相补贴，取消对很多出口物资的变相课税；三、采取很多鼓励出口的强有力的措施，刺激台湾内部经济的迅速发展。
    上世纪60年代初，很多人建议在台湾采用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凯思斯以消费促进投资和生产的理论。尹仲容经过认真研究和科学思考，认为凯思斯这一世界普遍采用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台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促进生产和投资，并非完全是纸上谈兵，但当时的台湾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是需要用台湾有限的可用资源去建立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果以冒险的方式即以增加消费的方式来刺激投资，将台湾十分有限的可用资源消费掉，还有什么可供投资方面的资源需要？经过科学论证，他坚决主张在台湾发展经济的复杂过程中，应当稳定币值,坚决执行信用膨胀的政策。在尹仲容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台湾投资和生产都有十分稳定和良好的发展。
    尹仲容生活非常节俭, 兼职不兼薪，在对日交涉贸易事务方面获得佣金40余万美元,全部留归公用。1963年1月24日,尹仲容病逝于美国,终年60岁。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STS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