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从1998年开始启动的亚洲金融合作模式，虽然已从清迈协议的双边合作框架拓展到了今天多边合作的亚洲货币基金模式，但是，它的规模、作用和合作模式上的共识依然十分有限。我们看到，应对本次危机，韩国走的救助路线，依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候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主导的援助模式。
    同时，亚洲金融改革的很多模式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和美国模式展开的，虽然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政府为支持产业发展所实行的金融监管模式使亚洲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金融体系功能崩溃的局面，但是，东亚各国外汇储备保守的投资方式和由此带来的流动性恶化的后果，已经让亚洲各国深深地感到强化金融创新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
　　于是大家产生了很多迷茫：美国的金融创新模式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亚洲今后该怎么走（如何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的关系）？为此，很多亚洲的经济学家也都强调要加强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透明性，但是金融创新中，信息生产的成本会不会因为透明度的提高而让财富掠夺的竞争对手“搭了便车”；为了保证金融创新的活力，需要培养一批能够肩负高风险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那么，该如何设计一套与美国现有股权激励模式完全不同的奖惩模式，从而弥补亚洲金融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以至于过多依赖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制造业的弊病呢？另外，全球化事实上带来了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亚洲今后如何保证健康的区域合作方式，推动可持续的发展？还是自身发展内需主导的“自立”模式？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亚洲目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事实上，亚洲之所以在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中不能做到独善其身，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全球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因为本国的财富与美国市场紧密相连的缘故，从而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这场危机所扩散的风险。这让亚洲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发展的迷茫和探索未来合作的强大动力。
　　中国今天奋起阻击金融风暴的决心和力度让世界看到了希望，更让亚洲各国对未来发展产生了乐观的预期。尤其是中国政府目前为了摆脱“贸易大国”、“金融小国”的尴尬格局，正在加快金融创新的基础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也成了今天亚洲各国学者间热烈探讨的话题。基于作者这段时间来对亚洲金融合作模式的反思和相关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向人民币国际化（或亚元模式）目标迈进所需要的建立“亚洲美元离岸市场”和“亚洲共同基金”的构想。
　　所谓“亚洲美元离岸市场”，也就是亚洲主要发达国家应该加强金融合作开展亚洲美元的离岸创新业务，通过一定有效的监管和区域金融合作模式的建立，允许一切海外优质企业发行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而亚洲制造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购买这些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美元资产的运作效率。它与现在投资到美国国内（在岸）市场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受美国利益至上的监管模式和宏观政策的严重影响（比如近期美联储购买国国债就会有造成美国国债收益率降低、美元贬值的风险），由亚洲自身来监督离岸市场的投融资的行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再也不用担心本国财富寄放在华尔街被无辜滥用的可能性（如果不是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中国外汇资产持有两房的证券高达3760亿美元）。对于中国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离岸业务”，提高中国金融机构自身金融产品的开拓能力，有利于我们熟悉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的状态，培养出一批自己信得过并能够有效监管的高端金融“人才”，甚至让中国的老百姓能慢慢建立起适应风险并能融入国际规范的“金融文化”，这样（人才、工具和金融文化）所创造的“金融生态”环境恰恰是未来人民币完全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为了增强美元离岸市场的流动性和加强主权基金的投资效率和公司治理能力，我们可以让各国政府“出资”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构成一个“基金池”（可称之为“亚洲共同基金”），形成一套利益和风险配套的共享原则，并在各国有序不乱的轮流管理下进行更广范围的财富保值和增值的投资运作。这种崭新的合作方式不再是仅仅拿出自己的美元资产，去帮助危机国家渡过难关的那种过分强调资产的流动性的被动运作方式，比如只能买美国国债等，而且也能绕开很多阻碍正常投资的非经济因素，比如，进入美国市场的政治壁垒，真正让亚洲各国带来“双赢”的效果。而且，亚洲共同基金投资的良好绩效反而能进一步加强亚洲为防范金融危机的货币合作实力，再也不会出现韩国对亚洲目前的合作模式缺乏信心的问题。中国应该主动在这方面和亚洲各国政府、业界和学界开展积极的沟通和合作，为未来人民币的全面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区域功能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