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在广州呼吁实现城市小摊贩地位合法化。他认为,摊贩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解决很多人的就业,增加GDP,又能丰富城市文化、活跃城乡交流。（2月22日《新快报》）

　　尽管摊贩地位合法化肯定会令城市管理面临始料不及的困难,但危机当前,民生为大,应当说,何教授的建议还是值得决策者认真对待。事实上,远不只是城市中的摊贩经济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广阔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时,不难发现,很多就业机会正有待主政者通过制度创新来释放。好的制度能创造出无穷的就业机会,这不仅对于应付当前的经济危机,而且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和经济、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基础性作用:
　　首先,打破行政性垄断、降低服务业门槛可以解放无数就业机会。2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就提到,解除政府对城市出租车营运的管制,将能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除了出租车行业,电力、石油、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都有巨大的打破垄断、降低门槛以释放民间活力的空间。
　　其次,完善劳工权益保护将腾出大量就业岗位。在中国城市中,所有行业中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每周平均是48．16个小时,远超过每周40个小时的法定时间。有学者研究表明,要是严格把劳动时间控制在45个小时内,至少可以增加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第三,满足农村居民在农村的住房需求,可极大地刺激内需并就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2月20日《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显示,即使在金融危机下,湖南省衡阳县三湖镇的建房热也没有降温,三湖镇中湖村90%的建房农民债务缠身。三湖镇建房热只是农民住房条件改善意识觉醒和我国消费结构全面转型的一个缩影。如果国家金融制度能够创新,也给农民自建房以优惠利率的贷款,不仅可极大地唤醒银行中沉睡的存款,降低银行业金融风险,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在满足内需、增加就业的同时,大大地解放农民,令他们不必把所有资金来源全投入住房建设,而是可以在得到较好的居住条件后,还有资本进行创业。
　　第四,现在2.26亿农民工大部分在城市“居无定所”,要么住在条件恶劣的集体工棚,要么住在“城中村”等地方,城市政府的住房保障和商品房供应都不以满足他们的住房需求为要。城市应该有针对性地开发价廉物美、专门满足农民工一类群体需求的商品房。这也是一个海量的商机和促内需、保就业的机会。
　　第五,一些城里人下乡盖房的需求同样有必要得到尊重和满足。只要城乡居民之间的土地和房屋交易严格控制在农村建设用地范围,不涉及农用地和耕地,就丝毫不会危及农业和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