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万象更新,又一个农历新年开始了。每个新年度的到来,往往都会给人们以憧憬和期待。己丑牛年的来临,也不例外。不过,比之往年,这个农历牛年似乎还多了些茫然与不安。这样的心理,自然是源于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动荡而困难的经济世界。

　　当中国民众辞旧迎新、告别鼠年步入牛年之时,国际金融危机依然在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正日益加深。这种负面影响,逐渐体现在各类经济指标上。
　　当纸面上的数据转化为现实,呈现出的确实是一幅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图景。企业订单的减少、就业岗位的流失、金融机构风险的增加,等等,隐含着的是宏观经济骤然失速之下,经济问题可能累及到其他问题的出现。
　　可以说,这次的危机,比之十余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情形大不相同。从全球的角度观之,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背后有人性的贪婪、监管的失败等诸多因素,更有全球经济失衡这样的背景;从中国的角度观之,全球金融危机向中国的蔓延,并逐渐影响到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自身的痼疾与外部因素结合的产物。如果说,上一次的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有限的话,这一次的经济失速,后果会严重很多。内需不足加上过度的出口依赖,使得中国经济几乎无可回避地要去承担危机所带来的阵痛。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说的是,对于中国经济,应该抱有信心。正在欧洲诸国及欧盟出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其出访途中的多个演讲和发言中,也频繁提及“信心”二字。他指出,信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基于中国金融基本稳定和健康、国内需求很大以及采取了正确的扩大内需的政策等条件,中国经济有理由从金融危机阴霾中尽快复苏。
　　事实上,在温总理已经指出的条件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因素。一项最近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呈现上升趋势,近10年来约在3.6%左右。其中,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在被称之为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阶段当中,TFP的提升无疑是忧中有喜的事情。
　　同时,在要素投入方面,由于教育的进步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所产生的作用,这也应是提升TFP的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之一。另外,中国正在继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依然还有许多的能量可继续释放出来。
　　当然,在强调对中国经济应抱以信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现实的困难,尤其是不能忽视那些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的负面因素。比如,过于膨胀的行政成本与最终消费率的一路走低,均是必须直面并力求克服的问题。
　　行政管理费过高,是久被诟病的老问题。从1978年到2007年间,行政管理费占GDP之比一路上升,从0.0135上升到0.0260,其中2006年高至0.0266。换个说法来看,行政事业等维持性支出长期占到财政支出的1/4左右,颇为可观。膨胀的行政成本,内含着低效、浪费与腐败等严重问题。
　　相比于行政成本的不断攀升,最终消费率却是一路走低。同样是从1978年到2007年间,最终消费率占GDP之比从62.10%降到49.02%。如温总理所指出的,中国内部需求很大,但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内需一直难以提振。在外部经济衰退严重的背景下,提升最终消费率的任务也就显得更为迫切。
　　无疑,为应对一场多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下行,政府需要拿出一定意义上的应急性举措。去年中央推出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便是必要之举。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刚公布的《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则推出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等多项举措,既着眼长远,也立足当前,现实意义明显。
　　从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考量,在应急性的政策措施之外,还必须针对固有难题,逐个破解。如针对行政成本的膨胀,须依赖行政体制的深入改革,需要有一场深刻的政府"自我革命";针对提振内需的命题,需要通过不断扩大就业、提高民众收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扭转民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如果政府效率不断得到提升、公共服务更为到位、内部需求逐渐被激活,那么中国经济最早走出阴霾,的确不会是很遥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