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否因不知道给小孩儿取什么名字而抓狂？您是否厌烦了一个人逛街、旅游？您是否在为室内装修而苦恼？如果有这些需要，您都可以联系我。”小凡的名片上，写着“自由职业”几个字。
    小凡去年毕业于北京某高校设计专业，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理想的职业不是‘朝九晚五’、‘两点一线’，我更愿意当自由职业者。至少我没在金融危机里‘宅着’，还月入近5000元。”
    如今，很多像小凡这样的人同样能够自食其力，他们通过打一份或者多份零工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人把他们叫做“隐性就业族”。翻译、自由撰稿、室内设计或网上开店，这些行业里就聚集了不少“隐性就业族”。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新浪网，对1118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59％的人表示自己身边存在“隐性就业族”。

“隐性就业”是金融冬天里就业的权宜之计？

    据了解，很多高校在就业率统计中，包括了隐性就业人数。以上海市某师范大学为例，该校2005届本科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97.53％，其中隐性就业比例高达30.41％。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隐性就业族”的人数会有所增加吗？
    本次调查显示，66％的人明确表示会考虑“隐性就业”，也有34％的人表示“没有考虑过”。
    “这样的方式更自由，也更积极。”小凡身边有十来个“隐性就业”的朋友，都是这两年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偶尔聚在一起闲聊工作心得。“如今很多用人单位要求有两年工作经验，将应届毕业生拒之门外，所以‘隐性就业’不失为一种就业前的‘热身’。”小凡说，金融危机下他们不想“猫冬”。趁着这个时候充电，积累经验，只是一个缓兵之计。等过了金融危机，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正规就业。
    调查中，13％的人赞同小凡的观点，认为“隐性就业”是金融危机下就业形势趋紧时的权宜之计，可以积累工作经验和技能，增加将来就业的砝码。同时，26％的人认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己有兴趣和更为自由的生活方式，于是出现“隐性就业族”；19％的人认为“隐性就业”不是人人都行，毕业生不能盲目选择“隐性就业”。
    花君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三年前，刚毕业的他决定“抛开陈旧观念自立门户”，做起了自由翻译。“我自己建了个网站，对要来中国旅游的外宾发出邀请，做他们的‘贴身导游’。但月入万元的我却讨不到老婆。”花君笑言，他相过几回亲，对方家长一听他是“自由职业者”便脸色大变，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因为我们将来的生活没有保障啊，谁愿意把女儿托付给我呢？”花君说，经历过几次失败的相亲后，加上现在生意不如往年，他一心想加入求职正规军。
    调查显示，对于“隐性就业者”，12％的人首肯国家应予立法保护，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11％的人认为，要维护“隐性就业者”的权利，首先应该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9％的人认为社会首先应对“隐性就业者”多一点理解和支持。
    “‘隐性就业’确实能解决金融危机下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杨立雄说，但是目前来看，“隐性就业”只是把问题和矛盾后延了，没有治本，“我国老龄化时代步步逼近，人的寿命在增长，一些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参与社会保险的重要性。但他们终将老去，也终将需要医疗和养老保障。”
    杨立雄认为，如果要以“隐性就业”的方式根本解决当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就必须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这个群体流动性大，统计有困难，加上他们收入不稳定，硬性要求他们个人负担社会保险是不可能的。国家只有通过引导的方式吸引他们参保。比如对非正规就业者可以让他们个人交20％的养老保险，国家出8％；个人交6％的医疗保险，国家出2％。”除此之外，如何交纳个人所得税，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新课题。
    此外，杨立雄还建议非正规就业者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比如北京市，参加该保险的人一年要缴纳100多元，国家补贴300多元。这样一来，非正规就业者也有了保障，另一方面也稳定了国家秩序，减轻了国家的负担，缓解了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困难情况。”

50％的人认为推出“准就业”机制是当前的务实之举

    为了缓解金融危机下的就业难问题，2008年12月19日，国家推出“准就业”机制，预计明年将解决100万以上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据了解，“准就业”是学生在“待业”与正式“上岗就业”之间的过渡阶段，最早由教育部下属的国家软件技术培训与推广中心创造并推出的。有网友留言表示：“‘准就业’机制是另一种解决金融危机下就业难问题的缓兵之计。”
    调查显示，50％的人认为，“准就业”当然比不上“一步到位”的就业，然而在现实背景下，却不失为务实之举；49％的人认为，大学生缺乏社会实践，“准就业”能弥补学生的这一缺憾，为学生择业提供机遇；26％的人认为，“准就业”制度是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一个好办法；25％的人认为，“准就业”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准就业者”的人数也有待扩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指出，大学生在就业前的实习环节存在缺失，国家在分配教育经费、制订教育规划时，并没有把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培训纳入到规划之中。如今国家推行大学生“准就业”机制正是在努力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是明智之举。
    “但要正式启动‘准就业’机制还需要诸多条件。”乔新生教授认为，高等院校应当在资源配置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建立必要的就业前培训设施，添置必要的培训模拟装备，大胆引进就业培训专项人才；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各个高校就业人数，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企业也可以参与就业前培训计划，优先录用合格的岗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