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寒风袭来之际，中国也感受着扑面而来的“就业寒冬”。这一点，从农民工过早无奈返乡的铺盖卷上可以感受，从屡屡传出“裁员大名单”的危言中可以感受，从一个个被人海吞没的招聘会上尤其可以感受。专项招聘会、综合招聘会、研究生招聘会、大学生招聘会、农民工招聘会……凡有招聘会，便有爆满流。一 场场人头攒动，一张张焦急面孔，一声声无奈叹息，无不警示着我们——这是一个就业紧迫的时代。

    年年都说就业难，今年尤有雪上霜。金融危机正渐趋影响实体经济，这种影响必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联想到珠三角那些关闭的企业，联想到明年大学毕业生600多万的规模，联想到中国城乡“过剩”的劳动力大军，再看看那些于危机中疲于应付、做出不裁员承诺已算很厚道的大小企业，就业形势实在难期于短期内陡然间“柳暗花明”。就在昨天，有专家撰文称，失业潮于春节后将会到来；就在同日，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重申“一定不能让就业问题造成人心浮躁”；而就在此前一天，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也在一次论坛上疾呼“就业给了人尊严，一定要把就业放到第一位”……忧虑殷殷，呼声急急。
    政府并没闲着，我们看到了。不管是教育部 “研究生适当扩招、面向基层就业”等四大举措，吉林等地 “一次性裁员超20人要报告、将社会保险补贴扩展到各类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企业”的规定，还是10月底人保部关于落实《就业促进法》的意见重申，能够看到政府部门的确有所行动。但面对急迫而艰巨的就业压力，这些动作的幅度还是小了点，也有些常规，尚难形成坚不可摧的防御之力、就业之力。
    当下急需的，是出台一些基于国家层面的专项政策，做出系统性的应对，万万不可满足于局部调整的老思路，进而丧失掉应对的最佳时机。
    “就业寒冬”的结构性因素在哪里？经济学家郎咸平近来在广州演讲时认为，根源都与“制造业”定位有关。进出口贸易的严重萎缩，造成制造企业的难以为继，大量农民工面临失业；又因为中国在产业链条中实际处于价值最低端的一环，不需要美国那种较高端产业链对于大学生通才教育的需求，这就构成了大学生难就业的源头。窃以为，如此思路，有助于我们从结构上认知“就业命题”的本质。
    既然我国“90%的就业仍然是由占经济比重70%的民营经济提供的”，那么，政府在拯救经济举措中，便不能简单地将资金全部投向公共项目的基础建设，光盯着将由此带来的GDP增长。诚然，政府在公用事业上投资可以带动一部分就业，但相对而言仍然是少数，而这种投资基建，“实际上是把钱投向了已经过热的行业，如钢铁、水泥等，而已经过冷的制造业中小企业仍难获得银行贷款”——— 热的更热，冷的更冷，就业难有大的改观。
    正如温家宝总理日前在广东考察时所表示的，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因为有了制造业，服务业才能发展，社会就业才能发展。所以，应秉持“把就业放到第一位”的思路，考虑真正改变中小制造企业生存的现状，不能以为“既然制造业处于低端，死去便是优胜劣汰”。
    “经济救市”不是简单地救GDP，本身还包括救“就业”之市的内容。在当下中国，尽最大能力扩展就业空间，“不让就业问题造成人心浮躁”，当务之急是出台专项应对政策：其一，以中央的名义，将就业问题上升为一段时期内的国家战略来应对，充分动员地方政府的力量，包括取消对大学生就业的户口限制、指标限制等行政限制，促进全国范围的自由就业，也包括有意识地在社会服务业单位增加对毕业生的雇用量；二是充分考虑对制造业的投资，从4万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应用到对制造业的扶持、升级上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通过财税支持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支持其实现产业转型与结构优化，以期受益企业能提供更多的岗位，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不断吸收较高层次的劳动力，形成新增需求。这是以结构性策略化解各层次劳动力遭遇“就业寒冬”的重要思维，也是真正化“危”为“机”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