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危机和就业大变革
    2008-12-08    陈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80多年前的经济危机,给民众最直接的打击就是失业。
    今天,金融海啸已经开始影响全球实体经济。最近,国际劳动组织(ILO)警告说:金融海啸将使全球失业总数剧增2000万。也就是说,全球失业总人口将从1.9亿增加到2.1亿。国际劳工局局长索马维亚还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数字很可能是一个被大大低估了的数字。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一直是政府最关注的事情。30年来中国政府在就业方面做了三件事:
    第一,采取了最有利于就业的正确的产业政策。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低成本廉价劳动力。我们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最勤奋、最吃苦耐劳、最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劳动者。在过去的30年,我们大力发展了容纳技能劳动者数量最多的实体经济,不仅发展了种植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且大力发展了外向经济,打开了向全世界争取就业岗位的渠道。
    第二,我们坚持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的方针。不但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且保证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使我们的就业成为高效率、高产出的就业。
    第三,我们高举起了政府促进就业的大旗。确立了政府促进就业的六大职责;建立了政府促进就业的五项制度;实施了政府促进就业的十大政策等等。
    但是,中国就业仍然面临许多压力。
    第一个难题,金融海啸已经引起了我国的失业率上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美国虚拟经济的崩溃,肯定要影响到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现在已经影响了。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有相当一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现在,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的救市计划,刺激经济、扩大消费、启动内需,最终,也就是要扩大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率。
    另一个更大的难题是我们还面临着长远的就业压力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靠发展低端产业链上的种植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永远靠低成本廉价劳动力来解决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下一步怎么解决就业问题?即: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政策?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总的来讲,社会政策,包括分配、福利、安全、保障和维权,要向劳动者偏移,向劳动者倾斜。这个大方向是肯定没有错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资本短缺、技术短缺、管理短缺,长期以来,政策偏向资本、偏向技术和管理。这是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的。我们最终要走到社会均衡,走到社会公正,借用奥巴马的话,走到经济正义。这是一条殊途同归的路。
    就业问题最终是产业问题。如果在产业发展上看不到新的亮点、新的增长点,就找不到实现就业、扩大就业的方向,也就找不到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问题,以及解决长远问题的办法。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认为,至少有三条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结合。

    这是我们应该主要考虑的一个产业方向。进入21世纪以来,虚拟经济大发展,制造了大量的财富泡沫。现在看得很清楚,一切虚拟资本、数码财富最终都要附着到实体产业、物质财富上。这次出现的大危机,实质上是无限制、无节制扩张的虚拟资本,在争夺有限制、有约束增长的物质财富。两者大脱节,金融链条大断裂,就造成了虚拟财富的大量蒸发。所以,未来产业主要形态应当是虚实结合,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结合。

    ——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柔性化。

    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发展,都在导致我们的产业发展出现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柔性化。多元取代单极,多样取代雷同,个性取代共性,柔性取代刚性是必然趋势。未来的产业需要满足完全不同的人的完全不同的需要。这实际上已经对十九、二十世纪以来形成的大规模、大批量、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创意和灵活生产密集型的新型劳动组合的兴起。

    世界金融海啸使20世纪末以来急剧膨胀的虚拟产业,特别是超大规模、胜者通吃的互联网产业受到了沉重打击。脱离实体经济无限疯长的虚拟企业,是经济肌体上的癌细胞。癌细胞是一定会被清除的。当前出现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即是经济癌细胞疯长的结果。
    自然生态学、自然生态史告诉我们,恐龙根本就没有可能活到今天。现在,越来越多的大企业经营发展不下去了。代之而起的,应当是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创意和灵活生产密集的新型劳动组合。这种劳动组合不是前工业社会的小生产的回归,而是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劳动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组合方式,以及社会联合方式的创新。这种新型劳动组合与传统小生产经济组合的最大不同,是这种新型劳动组合的资本和人力资本含量都非常高,产品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特别强。而且,这种新型劳动组合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自由收放,柔性地组合成各种不同的规模和方向的联合舰队或者航空母舰。
    为了迎接这次最深刻的产业变化,我们可能要作出最广泛的变革的思想准备。现在,永远不变的,就只剩下变化这一件事情。中国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职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相关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教育培训政策,就业保障政策等方面都需要作出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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