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程方平

高校扩招确实带来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和讯网：一说高考上大学，我们知道高等教育改革是从1992年开始的，但是给我和其他人印象最深得是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虽然说扩招能够圆很多人的大学梦，但是伴随而来的就是大学的师资等硬件设施跟不上，这两年开始突出显现的就是大学生就业问题，有人说这是当初1999年扩招造成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这个观点您认同吗？是扩招惹的祸吗？

　　程方平：就跟月亮惹的祸一样，这种说法有一定的背景，扩招是适应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愿望，我觉得是合情合理、顺应民意的。但是扩招后带来的质量下降，这也是非常明显的问题。而且在扩招过程中中国遇到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也一样，其实说质量下降的部分是扩招的一部分，原有原来的教育大学教育是以精英教育为主的，在同龄人口中大概20%左右的人有良好的习惯、很好的基础，很有潜力，这些人原来上大学，以后出来也是精英。在行行业业是科研、领导等等。

　　程方平：扩招以后出来的方向就发生变化了，也可能就是普通工人，但是这个普通工人跟原来的普通工人不一样了，有高学历了、他的见识、思维、魄力可能都会更理想。但是我们高校的这些设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程方平：突然就上了，在这里我不想对决策做过分的评价。只是说我们现在的高校在原来的承受力之下，生源急剧扩大，在这方面的准确是不足的。我听说有的高校老师一个星期要上将近20节课，要跑三个校区，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质量怎么能够保障？

　　程方平：另外实习场所，教师跟学生的交流和沟通、互动、大家的互相启发等等都会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习者其实也要调整，因为你是在扩招的状态下进去的，而过去上大学，大家都觉得我上大学毕业了，肯定当白领、进入国家机构，国家包分配，所以大家为什么不惜血本进行高考，就是宝押在后面。但是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学历的人口增加对应的就业岗位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白领岗位还是比较有限的。

　　程方平：你想一想中国一年正规大学生现在每年是四五百万，要说全口径的就业应该说还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但是如果都集中在国家机关，由国家来包分配，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高校就应该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创业能力或者说求职能力。而在这方面，也折射出我们的整个教育是有问题的。我到澳门、香港，包括到其他发达国家，那些教授跟我讲，你们的学生到了大学毕业还不会找工作、还不会贷款、还不会炒股，还不会看广告，他说我们的孩子小学毕业以后就懂这些了，所以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也可能上一年就自己休学挣钱了，挣完钱回来再继续上学，就业的事学校只给提供一个信息服务，没有其他要求。

    程方平：我们现在把责任压到各个大学身上，这本身对大学也是不公平的。我们看一看那些成功人士，有几个是蹲办公室，国家安排好成功的，其实更多是自主创业，自己去经营、自己去探索、自己去创造。所以在这些方面作为政府不要大包大揽，更重要的是提供，比如说我们鼓励年轻人创业，给年轻人创业、大学生创业提供一些低息或者说长期还贷的好环境，另外给他们服务、给他们指导，让更多人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系在政府身上，而是系在社会、系在自己的创业上，西部开发遇到问题。为什么不吸引大学生去那边创业。

    程方平：就像当年美国通过一些政策来刺激开发西部一样，如果在西部创业的这些大学生有比较好的免税政策、比较好的贷款政策、比较好的创业的土地资源的配给，或者说是优惠政策，我想很多人会从东部沿海、从大城市向西部去，而在那些地方机会是很多的。

大学生就业问题并非高校能独力解决

　　和讯网：等于在就业这个问题上不是学生个人或者是高校能够解决的，而是在国家更宏观层面来解决的。

　　程方平：这个问题如果压在高校上，高校不堪重负，而高校真正要做的教学、科研的事反而被缩小了。在这些方面作为国家也好，作为国民也好，要为高校发展一个好的空间，才能给我们的学生创造好的环境。

　　程方平：现在就业率是考核高校的一个标准。

　　程方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的确立还是值得探讨的。

　　和讯网：现在出现这样一个社会现象，社会在不停地强调大学生放下身价，不要在就业过程中眼高手低，有时大学生收入会很低，零块钱也去干，只要给我一个就业机会就行了。有些是损害大学生权益的，怎么保障大学生的就业权利和自身利益的问题呢？

　　程方平：你说的问题非常实际，我听说有零工资的，或者说大学毕业才拿四五百块钱，大学生就业有很多困难。你想在北京，如果自己住房、自己吃饭，还要购置一些衣服、还要继续学习，负担确实是很重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业的最低工资，比如北京有一个最低生活保障，国外很多国家也有，咱们国家其他地方也有。大学生的工资起码要高过最低保障。如果最低保障都达不到，那上大学，或者说他学的这些东西真是没用了。

　　程方平：大学生是不是有一个大学毕业的最低保障，这是第一。第二经济有时上升、有时下降，现在我们遇到一些经济大背景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就业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怎么调整政策？ 这几年国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到西部当志愿者、当村官，还有一些其他的贷款等等。在这方面牵扯到一个国家怎么来管理这个国家、管理人才，比如说贷款，银行系统的制度就有好多不完善的地方，有个别人钻空子，整个政策就被推翻了。

　　程方平：到西部去作为志愿者，有些人去了回来后，这边不兑现，比如上研究生、当公务员等等兑现不了，时间长了这个制度又推翻了。所以国家在确定一个导向时一定要有配套措施跟上，一定要有法律意识。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如果做了这个事回来后得不到兑现，这就要有责任人的。这个事是谁承诺了、谁没兑现，弄不好以后行政法还是什么法就要来有一个说法了。当然中国这么大有很多问题确实很难困难。作为政府部门或者是相关研究机构一定要把这些事系统化加以研究。

　　和讯网：还有2000年再往后一两年，“研究生热”其实也是就业难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还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思维模式，对高学历的认可，太迷信高学历了。您怎么看“研究生热”的问题？

　　程方平：你说的是一个方面，而且我们发现现在研究生以上学历女生的数量非常多，几乎有些学校比如说偏文科的学校几乎60%以上全是女生。当然我们不是说女生比例大有什么不好，说明什么呢？一个是因为就业不能马上找到，只有提高了学历才可能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但是后边的工作有很多又跟学历没有关系，这就造成很大的浪费。 前一段我听说咱们的博士生已经超过美国，而且博士生出来后很多人是做行政，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来思考我们培养这些人干吗。 那天在报纸上说，某某领导是院士，某某校长是院士，后来我就想这些院士其实要去搞科研可能共享更大，这些院士这里当官、那里当校长什么的，我觉得国家在安排人才方面，是不是有个院士当你的校长、院长这个学校就搞好了呢？过去很多教育家他本身就是教育家，顶多是一个学者，但是他不是科学方面的大牌精英。

　　程方平：现在我们说诺贝尔奖得不到，但是同时又把这些高学历的人都去弄行政，我觉得这也是令人费解的一件事情。

　　和讯网：中国太迷信高学历了。

　　程方平：其实学历是一个学习的经历，比如说大学以后也就是六年，或者说像学医的会长一点，但是如果说在这里面都是跟书本打交道，或者说都是跟实验室打交道，人只是在某一方面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但是他适不适合行业、适不适合社会还要划问号的。因为人是否成功需要有综合素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