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小企业的长期歧视性政策并不是靠一时贷款额度松动或取消能够解决的。与房贷新政相比，中小企业贷款促进政策更多的停留在方向性政策和口头上，并没有太多相应具体的落实办法，这也是最令人担忧的。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趋紧，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稳定局面。
    在这其中，信贷政策尤为引人关注，央行更是取消了年初才祭起的贷款指标工具，全面放开了贷款额度限制。央行的解释之一是，放开贷款额度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不幸的是，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央行的一厢情愿。虽然贷款额度已经放开，但这并不表明中小企业贷款相对会容易很多。当然，有理由相信在顾全大局、共克时难的背景下，四季度中小企业贷款新增总量会大大高于以往，但这并不表明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会得到根本解决。
    中小企业目前陷入经营困境直接原因当然是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形势，深层次原因则应归咎于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形势总体不佳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就更凸显出来了，贷款已经是关乎众多中小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了。
    对于解决了数以亿计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来说，贷款难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不可否认，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全球性难题，但中国的情况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不能单纯解释为市场选择的结果，政策在其中起的导向作用是值得关注的。
    中小企业贷款风险高于大型企业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这种风险差异在金融市场多元化的条件下原本可以通过利率杠杆或者金融创新予以相应的规避和权衡。但在中国，即便拥有类似手段进行风险平衡，中小企业贷款也不太可能根本上得到缓解。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所决定的。在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获得贷款的能力要远远高于其他企业，这不仅仅是由经营状况所决定的。即便有充分的事实能够证明中小企业在信用记录、产权结构、还贷能力上远远优于国企，出于政策倾向的原因，贷款也往往优先用于满足国企。更何况大多数中小企业并没有太多的办法证明自己的信用状况、产权结构和还贷能力。
    对中小企业的长期歧视性政策并不是靠一时贷款额度松动或取消能够解决的。与房贷新政相比，中小企业贷款促进政策更多的停留在方向性政策和口头上，并没有太多相应具体的落实办法，这也是最令人担忧的。
    作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主力，中小企业原本应该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扶持。但是，由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的生存环境使中小企业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地。由于多数中小企业属于私营企业，因此一直以来在政策上很难得到实质性的呵护，很多银行的贷款指引使用注册资本条款将中小企业直接拒之门外。这迫使众多中小企业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目前并未被监管当局规范，中小企业和民间贷款人所需承担的风险因此而大幅增加。
    从根本上说，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需要改变歧视性贷款政策，而这需要对金融体系做出一个重大调整。除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和产权体系之外，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性放开和扶持也是必不可少的。也有必要针对性的采取一些措施，在政策上予以促进。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可以通过规范民间金融的方式予以补充，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或者发放政策性贷款予以引导。
    当然，中小企业贷款难不是靠这两方面改进就可以轻易解决的。但是，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中小企业的歧视问题，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将始终困扰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