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政府的自省平息了罢运事件
    2008-11-11    作者:杨耕身    来源:齐鲁晚报

  我们到底有能力防止类似罢运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吗?这需要由一种更加完善的社会沟通、博弈机制给出答案。

  6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重庆出租车运营事宜与出租车司机进行座谈。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如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推进出租车运营体制改革;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骤然而起,却也迅速停止,仅仅一两天时间,主城区的出租车已全面恢复正常营运。笔者认为,在这起罢运事件中,当地政府表现出了应有的自省,这是罢运事件很快平息的真正原因。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当我们回头再看看这起事件,就会发现罢运的直接原因是“份儿钱”等原因,而深层原因是处理机制的低效率。固然,出租汽车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提高“份儿钱”,加重了出租车司机的生活负担,而在罢运次日,由于重庆市政府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去年的水平,罢运就应声停止。从表面看,“份儿钱”显得至关重要,但我们有必要假设,有没有一种方式,既能够满足出租车司机的诉求,又能避免罢运呢?显然是有的——在降低“份儿钱”这个处理结果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在罢运之前就能够知情,对出租车司机的合理要求予以满足,罢运恐怕就不会发生了。
  重庆市政府有关官员表示,“将抓紧研究出租车行业的诉求” ,“建立更加畅通便捷的诉求反映和沟通渠道”,由此可见,沟通渠道的缺失,被重庆出租车司机以罢运这样一种极端方式来“提请关注”。它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秩序:出租车司机找不到表达诉求的渠道,或者有渠道也形同虚设,于是,罢运就在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了,“全城罢运”此时成了唯一的对话方式。
  为了防止最坏情况的出现,我们的制度设置必须更加完备和有效率。一些西方国家也经常出现罢工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罢工通常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或行业组织,在与政府或资方进行充分博弈而无法达成共识之后,才采取行动。这种在举行罢工之前的充分博弈,事实上成为一种社会矛盾的缓冲与消减机制,更是一种尽可能防止“最坏结果”出现的机制。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拥有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带,一定能有效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我们到底有能力防止类似罢运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吗?这需要由一种更加完善的社会沟通、博弈机制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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