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多辆停驶出租车恢复营运后，重庆出租车企业公开承诺下调”份儿钱”（即通常说的”承包费”，重庆司机们都称为”板板钱”），以保障驾驶员的利益。重庆出租车驾驶员还将成立自已的行业协会，搭建与企业，政府协商，对话的平台。（<<东方早报>>11月9日）

　　对此，应该说自媒体报道，重庆出租车驾驶员因不堪承受出租车公司”份儿钱”，加气难等问题并长久没能得到解决，进而演变为一次”罢运”风波后。该事件不仅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且也就此成了一个具有相当社会公共含意的事件。所幸的是，因为有了重庆地方官员的及时介入与明智，才使事件解决有了如今可谓较为完满的结果。然笔者也认为，鉴于类似出租车行业”份儿钱”在不少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同样存在，应该说这次重庆新生的出租车驾驶员协会，似乎可以在其它城市进行推广。
　　其实就有利民生制度建设角度，就重庆出现的这次”罢运”风波而言，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无疑肯定是因”份儿钱”等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不过，如果就此以制度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有效性层面讲，实质上还是出租车司机们的利益诉求，在原有制度框架内没有相应的表达渠道所致。因而在此前提条件下，经过日久积累，才使出租车司机们的利益诉求不得不通过制度外的方式进行了排泄。如今，好在因为有了重庆地方官员的开明与明智，结果不但使事件得到解决，而且还就此建立了出租车驾驶员日后表达利益诉求的行业协会机制。可以说，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社会公正进步含意的制度安排。所以就制度建设角度，同时也因类似重庆出租车司机所碰到的”份儿钱”难题在不少其它城市出租车行业也同样存在，那一个问题也就出现在社会面前：即像重庆这样的驾驶员行业协会，是否也可以，并且应当在其它城市进行推广，并以此为众多的出租车驾驶员利益表达提供一个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制度平台。想结论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以提高行政管理有效性讲，应当说，对作为执行社会公共民意的法定行政机关来说，说到底衡量其具体行政管理公正与否的标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其是否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了有效的保护。对此就以目前一些城市的出租车行业行政管理为例，按理，一些城市对作为公共资源的出租车牌照实行”总量控制”的行政安排，那地方政府就有义务就此建立其中利益能够得到公平分配的相关制度，并且这种制度的形成还应该具备民主和公共参与的特征。然就此衡量，或许在某种意义就可以说，正是由于没有这本应该有，然事实上却没有的此类制度安排，才会酿成这次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因此，无论以提高行政管理水平，还是从社会稳定与推进民主决策角度，推广重庆这个新生的驾驶员行业协会模式，不仅有利于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以及驾驶员与政府之间的对话，以提高社会和谐水平。同时说不定，随着如此社会机制的进步演化，还能对其它社会矛盾的解决体内供一定的示范与样板，并进而对社会整体民主水平提高产生诸多的积极影响。
　　所以应该显而易见，倘若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协会模式真能在其它城市得到推广，结果肯定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此，社会也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