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部时间11月4日,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新任“CEO”,以美国历史上首任黑人总统的身份,迎来了布什政府留下的一堆“烂摊子”。
　　众所周知,与老成持重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相比,奥巴马的经济政策颇有些“左倾”的意味,而相对缺乏政府管理和国际事务经验,也使其不仅给美国经济,而且对全球和中国经济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可以说,奥巴马的上任具有“临危受命”的色彩,或许一定程度上他已经向上世纪初从危机中“拯救”美国的罗斯福看齐。不可否认,无论是美国还是全世界,都处于一个动荡和变革的年代,所谓“时势造英雄”,如果麦凯恩能够展现出过人的领导艺术和改革魄力,他很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理性程度普遍提高,当前已经不再是领袖主导历史进程的时代,在美国成熟的政府决策体制下,奥巴马的个人特性与政策偏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的美国政策实践,还有待观察。另外,美国大选历来就是候选人随便开“空头支票”的“政治秀”,奥巴马上台前后的政策观点,很可能会发生较多的修正。
　　虽然如此,根据奥巴马在大选中表现出来的政策思路,结合其个人背景与性格特征,我们仍然可以试图展望未来的图景,思考奥巴马究竟能给风雨飘摇的全球经济带来什么。
　　首先,作为举步维艰的世界经济“火车头”,美国经济动向仍然决定了未来各国经济走势。可以预见,虽然奥巴马上台之后,将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来应对次贷危机的冲击。但是,在布什政府把上台前的巨额财政盈余败光而且欠了一屁股债之后,奥巴马也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其干预经济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
　　就历史数据来看,在二战后的六十年中,一方面在共和党执政的34年期间,美国实际GDP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64%。相比较而言,民主党在位的26年中,实际GDP平均年增长率为2.78%。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在共和党在位期间有上升的趋势,而在民主党统治下有了轻微的下降。由此来看,在奥巴马执政之后,其政策导向应该能够更有利于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并且促使就业有所增长,同时也会在税收、财政支出等政策中进一步向中低阶层倾斜。
　　其次,就奥巴马上台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来看,短期内还难以看出端倪,但有三方面内容值得关注。一则,奥巴马强力支持公平贸易,认为只有一个更公平的全球贸易市场才能促进全球化。但如果对方贸易国采用关税、补助、控制汇率等手段来保护自己,就一定要抵制这样的贸易行为。因此,奥巴马的政策体现了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例如,奥巴马主张重新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取消把工作转移到海外的公司的税务优惠,同时给予雇佣更多美国人的公司税务鼓励。
　　二则,奥巴马上台很可能加剧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困难。短期来看,奥巴马获胜预计能够维持美元近几个月的强势,这不仅是因为选举结果将消除数月以来的政治不确定性,而且奥巴马上任后可能将迅速推出财政刺激政策,并加快从伊拉克撤军,而这些都应对美元有利。但是,长远来看,美国预算赤字的上升、贸易保护主义风险以及民主党同时掌控白宫和国会的可能性都对美元长期前景不利。然而,从奥巴马的政策思路来看,可能体现出国际政治策略的温和性与国家经济策略的强硬性并存,具体到金融战略上,奥巴马可能会继续努力维持强势美元以及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这与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美元不可避免的面临强弱转换的历史周期,可能存在一定矛盾,从而增加了未来国际金融改革的不确定性。
　　三则,奥巴马上台可能加速政府干预主义在全球的盛行。奥巴马仍然坚持民主党“大政府、多监管”的传统,在次贷危机促使各国政府已经频繁干预市场之后,将进一步影响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思路,从而使得全球经济体可能会面临一场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反思和新变革。
　　最后,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奥巴马上台虽然带来的一定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可能促使两国关系出现新的突破。具体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来看,预计有两方面内容值得关注。
　　一方面,从表面上看,奥巴马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对中国的制造业和外资引进产生不利影响。他强烈主张要把制造业留在美国,阻止就业机会流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但同时,追溯其最早关于中国的言论,可能看到他2004年7月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发布的《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的政策文书提到,“美国必须在中美分歧上――比如台湾――立场坚定,但在可以使两国团结的事务上采取灵活的策略。我们必须坚持劳工标准,人权第一,让中国对美国产品全面开放市场,并严守与美国公司的法律合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中国经济的长期不稳定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因此,长远来看,我们对于双方未来处理好贸易关系还是持乐观态度。
　　另一方面,奥巴马上台之后,由于需要继续完成美国政策的救市承诺,预计在税收之外,需要大量发行国债,而这些国债很大程度上希望由中国等拥有较高外汇储备的国家来承担。对此,面临外汇储备管理风险与国家战略利益的权衡,这也必然为将来我国应对与美国的金融关系提出更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