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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舱豪华厨房里咖啡壶内的残渣，这是一个做企业公关的朋友对工会正在运用的创新谈判手段的说法。距离暑期实习生涯已有7年，我新近加入位于芝加哥的联合航空公司，任国际事务部经理。之前，我在卡特总统国内政策首席专员斯图尔特?埃森斯塔（Stuart
Eizenstat）经营的一家公司里工作，身份是华盛顿的说客。我在联合航空公司的正式职责是负责确保联合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和设施的权利免受侵害，手下有一名员工。我的非正式角色是协助CEO史蒂芬?沃尔夫（Stephen
Wolf），以及他的长期顾问、公司律师劳伦斯?纳金（Lawrence
Nagin）。虽然我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很不幸，差不多一年之后我们就开始与工会进行谈判，试图出售公司，以换取工会同意裁减工资和员工，从而使联合航空公司更具竞争力。到1994年春天，谈判达到了高潮，别人告诉我，我已成为咖啡壶内的残渣。
我对这份工作的热爱缘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个行业需要法律、政治、政策和财务方面的通才来协助制订公司的战略计划。尽管这个行业在国内已放松管制，但在国际上仍然受一系列复杂的双边国际协议的约束。在国内，放松管制对财务的影响加剧了来自工会的压力，进而引发与当地机场、选民以及政治家产生争议的一系列问题。我要准备演讲稿和各种简报，并陪同沃尔夫到全球各地与政府和行业首脑会面。
长期以来，沃尔夫和他的团队遭到工会的诟病。尽管联合航空公司在三大洲的国际航线扩大了三倍，并跻身于国际航空业领先位置，但是，沃尔夫在公开场合的航空业目前状态难以持续的言论仍让工会领袖们感到不满。所以，大家都清楚，要与工会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提是沃尔夫和纳金走人。这样，虽然我的正式职位尚能保住，但最有乐趣的非正式职务则不复存在。沃尔夫和纳金都不清楚他们下一步该干什么，当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当我还没有从政治斗争中缓过神来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我强打精神接听电话，以为又有什么更意外的消息，然而惊喜的是，电话那头是法学院老同学凯文?辛格（Kevin
Czinger）。我早在10年前就认识凯文，那是1984年我进法学院的第一天。我们被分在同一“小组”完成学科作业，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作为前耶鲁足球队中的小明星，凯文以强打强攻著名，毕业后他跟随当时任检察官的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工作。在那里，他遇到耶鲁校友阿瑟?利曼（Arthur
Liman），当时他们分别代表政府和GAF公司打官司。GAF公司陷入了重大内幕交易案件。（凯文对利曼不错，利曼在初审时败诉，之后在上诉时获胜。）利曼鼓动凯文进入投资银行界，并安排他去见当时高盛的联席CEO史蒂夫?弗里德曼（前康纳尔摔跤明星）和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此后，凯文被介绍给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桑顿是高盛公司中颇有争议的一个年轻合伙人，他正在组建人马开拓伦敦以外欧洲其他地区的投资银行业务。
凯文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在高盛工作了两年，先在纽约接受6个月的培训，然后在伦敦直接为桑顿干了18个月。我们以前谈论过投资银行，凯文知道我对这行没兴趣。这段时间以来，有两件事发生了变化。在我这方面，我明白，一旦联合航空公司的管理权落到工会领袖手上，我们这些前任老板的心腹就没有好日子过。在凯文那方面，桑顿正让他协助建立欧洲传媒组，从外部招聘几个聪明而有干劲的年轻专业人员。一旦接受任务，凯文总是奋力完成。桑顿特别指出新招的人不要那些受过高盛纽约总部狭隘文化氛围玷污的人，而我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凯文，6年前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我就可以当投资银行家。我也尝试过了，但是我不喜欢，所以干别的去了。为什么现在要我回来做一开始不愿意做的事？”
“现在不一样了。”他坚持着。
“承认了吧，这行当太乏味！”我还是拒绝。
“让我告诉你吧，我的头真的是在做事。传媒业，英雄有用武之地。让我们一起干吧，会很有趣的。”他喋喋不休地阐述着理由，句句有理。
传媒当然比鸡肉有趣得多。我痴迷于戏剧和电影（虽然是个失败的演员），不过大学毕业后因为没有考进耶鲁戏剧学院，所以把对莎士比亚的热衷搁在了一边。尽管我喜欢凯文，但想到要每天跟他在一起工作总是有一点不安。
“知道吗，凯文，你说的是高盛。你知道我永远不可能适应这个公司。”我在商学院的时候就对高盛的企业文化有深刻认识——规矩刻板，等级森严，没有个性。他们吸引了不少当过兵的和校园运动队的毕业生（凯文两者都是），这些人习惯于服从命令，埋头拉车。想象一下这样的同事和工作环境。无休止的面试，每个人都可以投否决票。这不是我的生活，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你不了解，老兄，”凯文继续步步紧逼，“桑顿也看不惯这些，他真的是想在这里搞些新花样。他在这里说了算，他会保护你，别人伤害不到你。我们只做自己分内的事并努力把它做好。我们承认你在其他地方的工作经验，不用从新人做起。告诉你，会很有趣的。
“只是见个该死的面。”他吼起来了。
“好吧。”我吼了回去。见个面会有什么损失呢？当时我们实际上正在着手让工会接管公司，而沃尔夫和纳金看上去越来越不可能控制局面了。我喜欢传媒业，喜欢伦敦，而我手头又没有其他好的选择。真见鬼。
当我依约来到伦敦的时候，凯文正在香港，高盛那优雅而时髦的办公楼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办公楼坐落在弗里特大街，低调地躲在另一幢楼后面。据说高盛楼下的出租车站点是除了希思罗机场以外伦敦最繁忙的地方。高盛改换出租车服务商的那天至今仍然被失去大主顾的出租车公司称为“黑色星期二”。
我被领到九楼的一间大会议室，那里位于办公楼的顶层，是一个会议中心，用来接待访客。会见约在下午6点，但桑顿晚了一小时才露面。当他终于跨进会议室并跟我握手时，我吃惊于他的年轻和活力。桑顿当时只有40岁，浑身充满了干劲。他长得挺英俊，有点小肚子，滚圆的鼻尖让人联想到WC菲尔茨美国喜剧演员。——译者注（WCFields）。当他说话的时候，多是省略句，好像他担心正常的说话方式会影响交流。他在交谈时还有些滑稽的小动作，就像罗德尼?丹泽菲尔德美国喜剧演员。——译者注（Rodney
Dangerfield），会不时地整整领口或者撩撩右边额头上垂下来的棕色头发。
到晚上差不多9点钟的时候，桑顿像进来时一样突然要离开会议室，他很快握了握我的手说，凯文会在最近一两天里回来跟我谈入职的细节问题。我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坐下来望着窗外伦敦渐黑的夜色。
“入职？”我对自己说，“那其他面试呢？具体工作到底是什么？”
与桑顿谈话的两个小时里，我根本没有得到关于具体工作的任何消息。我们的话题与投资银行完全无关，因此我也不需要吹嘘我的鸡肉故事。交谈中只对我高中和大学里的学习情况进行一问一答。他在谈话中碰到感兴趣的事情就刨根问底，碰到不感兴趣的事就毫不客气地马上跳过。最后，他的决定简单明了：“我要找懂行的聪明人。史蒂夫?沃尔夫和斯图尔特?埃森斯塔都是懂行的聪明人，他们也需要同样的人给他们干活。你在他们手下做事，看上去让他们很满意。就让我们开始干吧。”接下来的谈话内容跟我或工作没有什么关系，更像是他要从他感兴趣的话题中汲取更多的信息。
几天后，凯文如约将工作合同传真到我在芝加哥的办公室。当时，我全然不懂得让高盛人事部发出聘任书所包含的奥妙。凯文想给我一个印象——公司完全没有官僚作风。合同条款非常慷慨。我的年薪是225万美元，这个数字是我现在工资的两倍。除此之外我可以提出条件，凯文建议我要求每年递增10万美元。合同中提到，到1996年会考虑将我从经理升到副总裁，我把这个条款理解为高盛已把我以前的说客和联合航空公司经理的经历折算成两年资历。坦率地说，我没有想到过自己能挣那么多钱，因此也没有试图去讨价还价。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沃尔夫和纳金对于我在他们离开公司之前就另攀高枝的举动多少有点不悦。当我向他们说了新工作的具体情况之后，他们同样表现出非常惊讶——居然有人提供了这样一份工作。几星期之后的7月12日，在苦乐参半的股东会议上，公司被正式转交。那天，纳金告诉我，沃尔夫希望我去芝加哥菲尔蒙酒店地下车库等他，送他去开会。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谅解。
股东会议召开的那天是星期四，我飞往伦敦到高盛入职是在星期一。在酒店里跟大家告别之后，我回公司总部收拾桌子。当我走过行政办公室，看到的景象仿佛是法国大革命。将行政办公室与外界隔开的玻璃已被卸下来，工会领袖们在里面走来走去。我路过沃尔夫的办公室，看到一个工人拿着订书机，其他人在翻着他的抽屉。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后来，我接到《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的电话，他正在写一篇文章，是关于美国企业员工持股和参与管理新时代的，并着重介绍联合航空的案例。我试图温和地提出我的观点，航空业独一无二的历史和长久以来的怨恨并不只存在于管理层和员工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的员工组织之间，这个案例并无代表性。他不愿多谈。《时代》杂志对员工控股进行了系列报道，仿佛那是解决工商界所面临的竞争和行业关系问题的灵丹妙药。联合航空公司后来的破产事件表明，这个行业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飞越大西洋来到伦敦，我很高兴自己从之前联合航空公司移交权力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我打算在伦敦开始新的生活，会见老朋友，了解传媒业。但我不清楚自己从高盛可以得到什么，也不清楚公司对我有什么期望。星期一早上，我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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