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昨日召开，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30年前，中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改革的大幕，30年后，中国改革之关键亦与土地问题息息相关，历史在一个轮回之后，仍在同一个问题上发问。此时，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正在威胁全球经济，美国政府历史少有的大规模救市被称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海内外所瞩目的，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如何扩大内需，保证稳定、可持续的增长与发展。改革攻坚所需的时间与空间，仍然着落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
　　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线索。自1978年以来，农村生产力的释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奔向城市，是中国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但现实却并不如经典二元经济理论的描述：城市化、乡镇化是农村的终极出路。
　　中国急剧而巨大的城市化，主要是城市的扩张，而不是农村的乡镇化。城市的扩张导致耕地减少，甚至危及粮食安全，而农民土地权益却得不到有效保护，农民与土地的利益关系仍是“妾身未分明”，建设征地成为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温床，尽管我们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农民在城市化中被索取土地利益的格局并未得有效改观。大量农民工进城，为城市化作出了贡献，却导致农村“空心化”，现存的“城乡二元壁垒”却使农民不能平等地分享改革成果：中国经济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9.7%的世界奇迹，但城乡收入差距亦创30年来最高，如今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民负担增长一度超过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的悬殊，直接导致农村内需不足，内需难以扩大，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一言以蔽之：乡村是城市的乡村，城市却不是乡村的城市。30年前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变革，如今来看，是对平均主义的天然反动，而非出于对市场的尊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生产力的立时解缚不容置疑，但在现代产权制度上，承包制是一个“半拉子”的产权工程亦毋庸置疑。以前，人们多认为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制的根本障碍，现在却发现，纵然农民可以自由进入城市，但其宅基地及土地财产权却仍然留在农村，他们仍然得像候鸟一样往返，土地财产权才是“城乡二元壁垒”的根本。
　　农村土地产权的进一步明晰，必然要求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处置权，即农民在充分知情、充分自愿的条件下，主体性地实现对于土地财产的支配，以获取土地财产之上的充分利益。这一点，应不为任何其他附加性的目的替代，也不为效率及大规模集约化的名义强迫与动员。农村土地大规模集约化经营应由农民自觉、自发性地形成，这一个过程不应被破坏，因为破坏之后我们也许不能重建。土地流转之上的利益，不应为资本及权力的任何暴力以任何机会获得，这一点必须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否定性地警惕。毕竟土地流通的改革也伴随着土地兼并的风险，毕竟在动荡的全球化中，土地将是中国农民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他们惟一可以凭恃的财产。
　　新土地改革是产权的自然解缚，解缚后的结果，由农民主体性、自发性地形成，以还权于民进而实现普遍的还利于民。当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加工制造业在全球经济衰退之下呈现不景气，初级劳动力回流已迫在眉睫之时，我们期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只是为了打破暂时经济发展的困局，亦是从根本处着眼，求解现代化中的农民与土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