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9月16日“两率齐降”仅三周余,央行于昨日再次调降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央行此举具有重要的政策信号意义:它清晰无误地表明,之前执行的从紧货币政策已宣告终结。如果说上次“两率齐降”后,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尚存在争议,那么短时间内的再次调降,表明利率走势已经进入到下降周期。
　　这一政策信号的变化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首先,利率进入降息周期、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中性,意味着社会总需求出现不足,需要放松货币供给予以刺激;其次,这表明整体宏观经济运行或已进入到下降周期,货币政策的变化是应对经济衰退风险的必要举措。
　　就目前全球经济形势看,央行货币政策的转折性变化实属必须之举。海外次贷危机存在进一步恶化至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此轮危机未来的波动范围及持续时间完全不可预期。而国内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也疲态尽显:企业投资效益不断降低,1至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实现利润18685亿元,增幅仅为19.4%,较去年同期的37%大幅回落;出口更是受制于欧美经济衰退影响,已先行陷入困境;消费需求在扣除石油相关消费因素后,实际增长也无法令人满意。从整体宏观经济形势看,经济周期已经脱离了之前“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状态,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依据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理论,适当放松货币政策、向社会提供更多的货币供给有助于社会总需求的提升,发挥对抗经济下滑的积极政策效果。但需要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导向的及时调整固然有其积极作用,但是最终的市场效果究竟如何,尚需面对现实考验。
　　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实现需要一个个中间环节,其中存在政策抵消的可能性。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而言,货币政策的松动固然意味着获取资金难度降低、融资成本减少,但与此同时,在整体经济周期下降的背景下,作为经济个体会遇到盈利困难、经营压力加大的问题。面对日趋严峻的企业盈利状况,企业会保持更加谨慎的投资心态,慎重选择投资项目。而作为资金投放方的商业银行,也会出于对整体经济形势恶化的担忧,担心贷款回收的风险,而出现谨慎放贷的现象。二者相结合,正是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凯恩斯陷阱”,也即利率的一再调降却最终无法增加实际社会货币供给规模,自然也就无法起到刺激有效需求提升的作用。
　　针对当前相对严峻的内外部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自身的局限性非常明显。不仅货币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实际作用存在疑问,而且货币政策历来存在明显的时滞现象。一般而言,需要半年至一年左右,政策效果才能逐步显现。因此,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往往会显得偏软。之前利率水平屡屡提升,而经济过热却始终蓬勃继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只是在当下,经济形势转折而货币政策导向亦转折,但央行降息与经济下滑共同并存的时间可能同样也不会短。
　　基于此,笔者建议在明确货币政策向宽松方向转变的基础上,其他相关经济维稳政策也须及时配合推出。
　　其中,最重要的在于财政政策的拉动作用。曾有测算显示,如果把增值税全面转型、个税起征点提升、红利税减免等一系列税收措施累积,或将带动2000亿到3000亿元以上的资金规模。这些资金再透过投资的乘数放大效应,最终能带来的需求拉动才更加直接,更有助于经济早日走出下滑趋势。只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管齐下,才能取得更加积极有效的市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