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奥运纪念钞的兑换工作在各地展开，但由于“不确定兑换时间、不明可兑换网点、不清楚网点发行数量”，以至于许多当地市民奔波辗转，费力排队，最后却只能望“钞”兴叹。由此人们呼吁下次发行要增加信息透明度。(据《新民晚报》报道)

　　与此相比，就突发事件的知情权方面，7月12日发生在北京的两起事故则很快为公众所知。一是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租用的一架直升机12日上午11时左右在平谷区金海湖上空作业时坠毁，37岁的飞机驾驶员卢某当场身亡，事故同样造成当地小范围停电事故；二是12日上午9时左右，一名男子在北京地铁二号线朝阳门车站跳下轨道，造成列车中断运行10分钟。虽是“负面新闻”，虽是发生在周末，但两则消息都第一时间在新华网上公布。这样的做法值得关注，也令人欣慰。
　　或许有人会说，临近奥运，类似的“负面新闻”理应被过滤。显然，这种说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伴随着中国的开放与社会的觉醒，人们已经渐渐达成共识，即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第一时间知道社会发生了什么不仅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对于社会安全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开放的社会，公共信息公开是政府的一种法定义务，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众没有知情权才是影响社会的、最大的“负面新闻”。
　　毋庸讳言，“习惯保密”曾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只有保密法，而没有信息公开法，致使公民无法了解政府信息，无法了解重大突发事件的进展。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来说，并非秘密越多就越安全。信息时代，由于传播速度的几何化增长、“蝴蝶效应”的存在，谣言或者不确定信息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更不可等闲视之。
　　而对奥运来说，信息公开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北京的一举一动都为世界所瞩目，奥运期间不仅有几万名外国记者，还有涌入的各种人流，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更大程度、更加迅速的信息公开是应对和化解风险的必然诉求。
　　从北京地铁坠人和直升机坠毁事故信息公开来看，相关处理表现出了更进一步的努力方向，不仅仅是相关部门的主动证实，而且，通过权威媒体和网络迅速传播出来，如此这般的态度和速度使得谣言不可能跑在真实新闻前面。这也再次表明，在奥运即将开始之前，奥运信息公开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希望处理紧急事件第一时间公开透明继续坚持。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有好消息，没有坏消息。从公民权利与社会成本计，无论消息好坏都应尽快公布，为社会所知，让社会共同应对。惟其如此，才能说这个国家在真实中脚踏实地，与世界共同前进。对奥运信息公开而言，因为牵涉面广，信息公开要求程度高，各个部门有必要联合组成一个奥运信息公开处理小组，并通力合作，主动发布信息，防止出现被动情况。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也必然会给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中国。这也正好可以印证中国著名外交官吴建民先生此前指出的，中国信息公开进程加快，并非是在奥运会压力之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之所得。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奥运不仅是中国显示开放社会的一次机会，更是对过去30年来中国社会与公共信息渐次开放的一次集中检阅。

(摘自7月13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