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24日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市委书记刘志庚在会上证实，市财政将拿出逾1.2亿元用作临时生活补贴，发放给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口，相当于人均一次性可获得千元红包。东莞最初在4月底时作过表态，透露通过发放特别补贴金帮助低收入群体抵抗高通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计划即兑现为行动。不论是补贴的范围之广，还是金额之高，东莞在大陆城市中可列榜首。

　　在物价飞涨、CPI持续走高的情势下，向市民直接发放现金以缓解通胀压力，东莞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此前，澳门政府已允诺拿出20亿澳门元的盈余“还富于民”，争取在7月份向每名澳门永久性居民发放5000澳门元(约4300元人民币)、每名非永久性居民发放3000澳门元(约2580元人民币)的红利。同期，香港政府也表示，要拿出700亿港币，以退税的方式给居民派发红包。
　　东莞在当初表态要效仿港澳时，一度被讥讽为作秀之举。舆论的不信任广泛存在，就像对待最先提出全民补助、分享财政高增长的上海政协委员那样，将其看成是荒诞或怪异的表达。CPI扰动社会民心，群情焦虑无助，政府作为或无为惊扰着民众的希望与失望。在民生艰难的境地下，东莞公共财政显露勇气，给予被围困的底层生活以担当，济难解困，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必将因此得分。
　　根据红包发放方案，东莞有资格领取此次临补的七类人群是：低保对象、五保户、非低保对象的优抚对象、非低保对象的一至四级残疾人、弃婴、已治愈的麻风病人和低保边缘户(家庭人均收入为401-600元)。显然，红包不是全民享用的，但扶助的绝对是受CPI负累最重的人和家庭；千元或许不多，但对极低收入的人群来说，也是矫正分配的临时举措，可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因此，评价东莞发红包的临时政策，重点不在于它是否将所有居住人口都纳入进来。如果能这样，我们当然乐见其成。可在目前的紧张局面下，至少证明：新一轮通货膨胀侵袭民生后，东莞是以怎样务实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关键是公共财政并未作壁上观，而是果敢地介入，承担起责任。通胀传导的压力主要体现在食品涨价上，给低收入阶层以充分的补贴，东莞的红包可谓是花在了刀刃上。
　　宏观经济的运行现状不缺经济学家和经济部门的分析，可小民的微观经济学仍然困扰在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上。今年，1月份CPI上涨7.1%，2月份是8.7%，3月份是8.3%，4月份8.5%，5月份7.7%，一季度是8%，全年控制在4.8%的预定目标恐难保住。与其谈论分享国家经济成果的大命题，不如采取行动，在CPI高企的前提下减轻它对民间的震荡。观照这层价值，东莞的红包更贴近民众的心跳。
　　这是除红包之外，东莞抛出并给予解释的问题，亦即：在类似通胀的困境中，底层民众辗转于困顿的日常生活，甚至无处呼告，而政府及公共财政应当作何反应？相信这也是东莞以外其他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近日，广东决意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的倍增计划，全面建立与物价增长相适应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为此，公共财政作何设想？红包只是应急之需，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不该仅系于红包之上。
　　东莞在短时间内推出亿元礼包，财政的公共之名得以彰显。尽管围绕红包多有争议，可它引发了关于公共财政合情合理投向的联想。广东并不讳言，在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中，广东人收入增速偏慢，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4年来居于全国下游；二次分配中的公共品供给更显不足，民众的生活保障确有难处。即便不考虑CPI的围追堵截，按照社会民众的预期，公共财政应该也可以发挥更多的效用。跑赢CPI的真意或许就蕴藏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