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澳门为市民发红利的做法启发，广东东莞市财政将拿出逾1.2亿元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元。由于澳门是向全体居民发放红包，因此，一开始有舆论认为，东莞的红包有可能会惠及新莞人。但最终红包发放范围为1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6月25日《南方日报》)

　　笔者为东莞还富于民、“全民共享”的公共财政理念叫好，这种做法比任何“面子工程”都得民心合民意。但是，也有遗憾。在东莞市给穷人发红包的公共治理思维中，依然充斥着浓浓的习惯性、制度性歧视的味道，依然没有跳出以“户籍”二元结构体制下的福利分配窠臼。这种狭隘，不能不说是东莞市发放红包事件中的一个瑕疵。
　　这并不是苛求和吹毛求疵，也不是过于理想化和追求完美。作为公共政策，首先也应该坚守一个“价值取向”，如果没有或者丧失了这种应守的价值取向，那么即使这一公共政策能使一部分人从中受益，那么它可能也已经背离了公共精神。试想，如果各大城市都将发红包面向“低收入户籍人员”，那么对于城市中那些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伤害？回头想想，这些年来，我们的以“户籍”论国民福利的二元“共享”体制，其产生的弊病，其造成的断裂与失衡，其对于弱势群体的排斥，难道还不够多吗？固然，东莞市不可能给全国人民发红包，也不可能见人就发红包，但是，对于那些仍在为地方财政做出贡献的外来人口即“新莞人”来说，是不应被公共政策排斥在外的。
　　总之，面向“低收入户籍人员”的东莞市给穷人发红包的公共政策，其在“无意”中流露出的习惯性的歧视告诉我们：以“直接发钱”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共享”，是不可能的。一是“直接发钱”难以逃脱以“户籍”论国民福利的二元“共享”体制窠臼，二是1000块钱对于国民而言，只是“鱼”而不是“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