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日报》6月25日报道，广东省东莞市财政将拿出逾1.2亿元，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元。当地主要负责人表示，受澳门为市民发红利的做法启发，拟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以减轻CPI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

    东莞向市民派发红包，值得鼓励。但在普遍赞赏的同时，也有人认为派发红包是一种原始的惠民方式，更应该通过减税等方式实现惠民，同时，还有人指出东莞派发红包只限于具有当地户籍的低收入者，而在东莞生活的非当地户籍的低收入者无资格得到红包，有点不公平。但我认为，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
    首先，派发红包更具针对性，好钢用在刀刃上，减少了中间滴漏的可能，而减税则没有这样的优势。去年以来的物价上涨，主要以食品类为主，而食品类物价上涨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人群，政府需要补贴的是这部分人群，而且这部分人群很明确——每个城市的低收入者都有明确的界定，对他们进行补贴只需直接派发红包即可。相反，减税是一种普惠式的，通过减税而受益的几乎是所有人，这样，即使减税和派发红包所需财政相同，也无法像给低收入人群派发红包那样更直接、更有效。
    其次，减税是刚性的，但物价上涨、CPI高企是暂时的。近几年，财政出现盈余，才有减税呼声。减税的前提是财政充裕。现在的物价上涨属于阶段性的，影响也是阶段性的，如果为了弥补影响而减税，那么在物价趋稳，CPI下降时，是不是该增税？而且，财政盈余部分并不是每年都有的一笔钱，这部分钱只能集中解决一次性问题，比如，派发红包就不能作为一种长期行为坚持。同样，减税也不可能永远减税，但减税之后一旦再增税就会遇到难度。
    最后，这次东莞派发红包的对象限定在有当地户籍的低收入人群，这是理性的选择。不可否认，没有当地户籍的低收入者也为东莞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问题是，如果没有限定条件，那么，政府这一初衷良好的派发红包政策就会出现混乱。比如，在靠近深圳的一些镇，已发生了为争红包而导致纠纷甚至打架等事件。即便有户籍限制条件的情况下，仍旧出现纠纷甚至打架事件，如果放开这一限制条件，那么不仅将更加难以统计人数，而且遇到的困难有可能会使这一惠民政策流产。这不仅是东莞人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全国人民不愿意看到的。
    向市民派发红包，东莞是内地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既然是第一次，我们就不要对它求全责备，而是要对它呵护有加，为东莞做好这次派发红包的工作建言献策，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东莞把这个“螃蟹”吃好，吃出经验，才有可能在全国被复制。可以肯定的是，东莞这次派发红包的经验，在以后会有更多的城市和市民因此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