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最难回答的问题恐怕是“高油价”，它让擅长于长期价值分析的学者们备觉无奈，让精通于短线操盘技术的投资家们晕头转向。

　　造成这种“混沌”局面的原因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首先，高油价的形成机理和以往不同，错综复杂，很难用单一的商品供需短缺、市场垄断、投机操作、油价补贴或经济周期等理由来让人信服；其次，采取对策的少数国家（比如中国等）很难立刻收到或期待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油价下跌效果；第三，中国对外依存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不全的资本市场环境，很难判断取消油价补贴的政策改革——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利空或是利多都显得论据实足。
　　不管怎样，大家普遍认为，高油价和环境破坏等全球问题一样，仅仅是一种令人担心的灾难“前兆”之一，如果对它的形成机理，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做充分的研究和足够的重视，那么，它必然会从另外一个渠道，或以另外一种方式，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损失”，演变成世界经济不可抗拒的“硬着陆”。也就是“多米诺效应”——借助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依赖通道，让灾难从发达国家波及到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从发展中国家渗透到发达国家。
　　这样判断或“假说”来自于下面的一个逻辑推断：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果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引发全球流动性过剩，从而造成活跃的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以及货币政策的不对称和国际协调机制的失灵，进一步导致世界经济动荡加剧。
　　具体而言，经济全球化在为全世界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提高越来越强大的经济效率的同时，我们忽视了它也存在巨大的“负”外部性。世界经济失衡就是最典型的不良后果，“入不敷出”的风险与日俱增。
　　在世界经济失衡的环境下，流动性过剩的“单边”放大机制和实体经济周期的“双边”调整机制变得越来越不吻合，这使得各个主权国家为了保证自己国家经济的稳定性，不断地去强化自己的货币政策，以冲销汇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等过度的波动。结果，在金融创新加快的过程中，政策干预的这种正面效果会变得越来越弱，反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推波助澜的“帮凶”效应，使流动性过剩及其影响变得越来越大。
　　而金融创新活动的加速，确实在世界经济失衡的环境下，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控制风险工具，但同时，它又为另一部分人放大世界经济失衡所造成的各种风险（近年来，套息交易和杠杆交易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猖獗盛行，主要是因为金融创新活动的高涨使得这些投机战略的交易成本大大下降，而风险转嫁能力却在大大提高）。从美国次贷危机，就能看到金融创新“双刃剑”的两面寒光。
　　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增长路径等的巨大差异，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以及金融创新在世界经济失衡环境下，放大流动性过剩的规模及其影响的问题，各国之间无法产生由激励相容带来的高效率政策协调机制。
　　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仍不断积累，人们却难言合作。惟一能做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能成为这场“大地震”的第一个殉难者。
　　事实上，高油价只不过是全球风险积累的某一个“前兆”（高油价挺过去了，还可能出现其他形式的价格泡沫）。单靠中国单方面取消油价补贴的做法，并不能解决高油价形成的本质问题（虽然中国原油的消费近期在全球范围内增长最快，但美国却是当今原油最大的消费国，而且原油的对外依存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只不过这一举措可能减少中国方面风险承担的规模，提高市场运行机制的效率。
　　说到底，中国取消油价补贴的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世界经济失衡的状况，也无法减少全球流动性过剩的程度，以及遏制高风险环境下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者进行金融创新的强大欲望，当然也就无法遏制机构投机者放大流动性过剩的“寻租”行为。除非相关国家互相积极沟通信息，互相合作，采取“对称”的综合干预措施和共同的监管模式，否则，风险分担的“公平性”就无法达到。到头来，谁能从全球经济“地震”中幸存，就要看各自“经济结构”的承受力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