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赴美出席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将分别作为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

　　对话议题跟过去相比并没有太大改变，还是围绕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不公平贸易）、金融市场开放、石油价格高企以及保持两国金融稳定的相互协作展开。但是，“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的激烈度和优先级正在弱化。保尔森表示，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20%，这值得赞赏，希望人民币汇率能加快升值。他还极力要求美国国会不要通过制裁性的方案来造成“一国利用主权来惩罚别国”的恶劣先例，他希望可以更大程度发挥WTO框架下的跨国经贸问题的解决能力。
　　相反，关于世界性通胀形势的关注和警惕正在上升。在不久前召开的G8会上，“螺旋上升的食品和燃油价格”被看成是全球经济最棘手的问题。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拯救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动荡”的权宜之计已经结束，他强硬地表示，如果通胀进一步恶化，将很快加息，美元因此快速反弹，一扫此前的颓势。
　　此前，市场上泛滥的所谓“美国赖帐论”其实异常肤浅。其核心观点是，美国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美元贬值，恶意赖帐而不受到任何约束。我们对此进行反驳，是认为美元贬值存在着“冥冥中的约束力量”，这是一种代价“置换”另外一种代价（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就是代价之间的“取其轻”）。美元贬值的基础性动因是因为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无法持续，美国需要刺激出口来进行平衡，所以需要美元贬值。当美元贬值到与欧元兑换为1∶1.6的位置时，它在短期内很难再贬下去，因为一旦再跌，美元就将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抛售临界点，美国的通胀问题将快速恶化，促使美联储加息，使美元走强。
　　实际上，这一机制在经济学家Laurence.Ball 2006年末发表的著名论文《Has Globalization Changed Inflation?》中已经做了非常详尽的刻画，Ball认为，美国通胀的发生机制还是货币供应量问题。在格林斯潘时代，尽管美国对外贸易中产生大量逆差，外部世界“吸”走了美国刚刚印刷的美元或者已经流通的美元，使得美国的通胀率看起来很低，而外部世界则因为货币量增多带来通胀困扰，例如中国。这是一种传统的“通胀漂移论”：通胀没有消失，它只不过去了别的国家。残酷的是，美国为了缩小逆差而产生的美元贬值冲动，使得外部的美元会不断加紧“赶”回来（抛售到美国），高通胀也会回到美国。美联储不得不将通胀作为首要目标，来抵制这种危险的继续。
　　在面对中国降低通胀的问题上，外部世界推荐的主流方案是“大规模升值”，这套方案对于国内的资产阶层和经济权势者也异常受用。例如上游的石化、钢铁等行业，当然希望铁矿石的进口价能够在汇率升值下变得便宜一些，同时希望央行继续保持低利率（它们能享受从银行体系优先贷款权）。
　　大规模升值方案的蛊惑之处在于：通过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占款对基本货币的贡献度，进而降低货币数量（M2指标）。必须承认，从基础货币的投放构成来看，2004年以后，外汇占款余额对基础货币的占比保持在55%以上，例如2004年这个比例是58.8%，2006年则升到65.6%,2008年可能会有所回落。但我们强调的是，那种基础货币所产生的货币乘数放大并非是静态和稳定的（一般意义上，基础货币是通过乘数来扩张和收缩整个经济体系的总货币量的），这就意味着外汇占款的确扩张了基础货币，但并不是导致通胀的最基本动力。
　　这其实不难理解，就像美联储不久前为了“解决”次贷危机的流动性问题，猛烈地扩张基础货币，提高流动性，但美国的M2并未高速飙升，因为对于经济主体来说，资产价格下滑、投资不确定性增加、悲观预期上升，使得他们无法进行投资（动机）（阿克洛夫在《宏观经济学中遗漏的动机》阐述了这种“动机哲学”），银行也对放贷异常谨慎。也就是说，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被抑制了。正是没有微观主体的“动机”带来的信贷冲动，使得M2和通胀水平并没有强烈上升。这一例子证明，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是信贷，而不是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而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上升是可以通过准备金和央票回笼政策来控制的，但信贷的控制（加息和对上游的信贷严厉控制）却需要突破权势集团的“政治阻力”才能达到。这也是尽管中国的月度贸易顺差衰减，但5月份的M2增幅又从17%升至18.1%以上的原因。
　　因此，信贷是通胀的关键环节，加息是控制通胀的关键手段，而汇率手段是比较次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