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上调后，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7.5％的历史高位。

　　从国内视角看，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主要着眼点似乎在于“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但在笔者看来，短期通胀指标的阶段性变化和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并不会对央行政策连续性产生任何干扰，央行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于控制长期通胀具有不容小视的重要作用。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仅是中国紧缩货币政策的重要信号显示，也是新兴经济体共同抵御通胀风险的标志之一。在6月7日中国宣布调升存款准备金率之前，欧美货币政策趋向发生了重要转变。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几乎同时表达了通胀上行的不安，两大货币区均可能在下半年调高利率。
　　与此同时，作为新兴市场另一代表的印度，其通胀指标已经触及44个月高点，市场普遍预期印度央行将于8月之前上调利率或准备金率。毫无疑问，次贷危机之后全球通胀在美元贬值、国际货币体系紊乱、卡特尔组织力量增强等因素的作用下已经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稳健复苏的头号风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均流露出紧缩迹象之时，中国适时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作为紧缩货币政策的重要延续，充分表明了中国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依旧紧盯长期通胀的政策取向。
　　从历史数据分析，中国的从紧货币政策延续性和独立性的保持对于全球物价稳定而言至关重要。1980年至2007年的28年间，全球通胀率在3.50％至37.47％间波动，平均通胀率为13.28％，其中，发达国家通胀率在1.39％和12.94％间波动，平均为4.07％，而发展中国家通胀率在5.38％和127.59％间波动，平均为33.87％。不能否认，发展中国家通胀恶化构成了全球通胀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的紧缩货币政策趋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表率，将对全球通胀预期控制起到重要作用。
　　从政策工具选择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相对减小了上调基准利率的必要性，这实际上避免了人民币汇率由于利差变化而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值得注意的是，5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从100.23较大幅度上升至102.75，“对美升值，对非美贬值”的不对称结构也转变为更大范围的全面升值，如此背景之下，提高利率可能性的降低将减小人民币升值预期，一定程度削弱国际投机资本流入的动力。跨境资本流入的激励减小对于控制长期通胀显然不无裨益，毕竟刚刚发生的越南危机就已经表明，国际资本流入的失控很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物价稳定形成致命打击。
　　当然，控制通胀是一个系统工程，央行后续政策搭配的使用更需要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