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4月9日起，珠海暂停购房入户、投靠入户、大中专毕业生入户、暂住人口入户等所有户籍迁入。原因是，“大规模增加的人口势必带来巨大的公共财政压力”。接受采访的官员透露，珠海未来的户籍政策会“有开有收”，“高学历人才、中级以上的技术工人这些都是紧缺的，肯定会吸收这些有专长的人来”。

    从这项“户籍新政”我们至少可以读出这样几个信息:其一、现下人们手中的户口仍然依附着许多利益，比如社会保障、就医、就学之类，所以，以珠三角之富庶，仍然担心外来人口入户带来的公共财政压力。其二、基于这种担心，珠海政府人为地抬高了进入当地的门槛，户口审批不但没有淡化行政化的色彩，更多了精英化的附加条件。对成功者，城市的大门是敞开的，你可以拥有户籍并享受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而持暂住证的农民工或者其他群体，尽管也为这个城市创造GDP和税收，但因其微不足道、不够高端而不能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由此“暂时”与户籍承载的各项福利绝缘。
    读到这里，我们就要发问，暂停入户、有开有收的政策是否隐含了“三六九等”意味，被拒绝给予城市身份的人会否因为歧视而受到伤害？“高筑墙”的户籍政策真的能控制人口迁徙？从数字上控制城市人口，就能减少政府压力，减少各种成本的支付？
    经济聚集程度决定着人口聚集程度。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可以预见，即使城市并不提供身份认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仍然会有大量人口涌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但长期被城市拒之门外、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应有的权利，因为身份歧视而倍感不公，人们很难对所在的城市产生归属感。生活城市里的人口不能被纳入城市的体系，由此形成的离心力不得不让我们担忧会有这样的局面，即我不能得到认同，我也不认同这里的一切；我的利益被牺牲，我也可以漠视这里所有人的利益。如此心态带来的诸多短期、恶性行为对城市的伤害，恐怕将远远大于现在看来很重的压力。
    “高筑墙”的户籍政策加剧了我们这种担忧。短视的政府行为或许可以解一时之困，但因为其不公正必然产生的负面效应要在将来才会显现，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才能消化———我们在谋求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前提是人人享有均等的机会并由此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从这点出发，珠海的户籍新政应该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