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要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并以五大举措应对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据3月23日《新京报》）。

　　面对国际、国内通胀形势，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确属我国宏观调控当务之急。但谢局长开列的处方———短期政策五大举措，第二项值得思辩：“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劳动者收入是劳动力价格，各行各业比价协调，意味着劳动力配置优化，务工和务农间自不例外；通胀是货币现象，无论需求拉动还是成本推动，都根植于货币增速超过商品增速。很清楚，有无通胀都需要比价协调，而比价协调与否都可能存在通胀。
　　所以，应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这毫无疑问。但有疑问的是，在政府政策层面，以“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来缓解成本推动通胀，作为遏制通胀的武器之一。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就在于，给定经济环境，包括物价、工资、利率在内的全部价格由市场充分调节，可得到最富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就实践而言，市场经济先行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反复证明，除了改善经济环境而间接作用于价格走势，不到迫不得已，政府不轻易插手价格运行，即使解燃眉之急也动作审慎、幅度有限。
　　其实，不管谢局长的话属个人观点还是政府意见，也无论公众是否误会谢局长言下之意，既闻“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一语，指出拿此举医治通胀是开错处方便很有必要。我们也应当正视这一基本国情：长期以来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务工收入虽相对于务农收入高一些，但相对于企业利润却偏低，在此角度从未“过快上涨”。
　　而成本推动的通胀，有工资推动型、利润推动型和两者合力推动型，现实观之，即使要强力降压，也应首先开出防止利润过快增长的“中药”，对务工收入设防似乎把错了脉，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精神相悖———目前，包括务工收入在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是高了，而是太低廉。
　　务工收入水平应由市场决定，政府之责是规范劳动力市场，促进其走向合理。无论对理顺务工和务农的收入比价还是对降低成本推动的通胀，“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都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