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搞限价房和单位自建房，都是两个败笔，我强烈反对！”在昨天的市政协经济组分组讨论中，市政协委员、合富辉煌集团董事长扶伟聪炮轰限价房政策。他说，广州的限价房让人重新看到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又影响社会和谐，应取消限价房。（《新快报》2月18日）

    虽然我不同意扶伟聪的观点，但我们要捍卫他说话的权利，而且如此与大众感受格格不入的论调来自于广州市政协会议，这让我一是敬佩，二是欣喜，至少，从扶伟聪的“炮轰”中我们看到了政协会议言论自由和开放的氛围，也看到一种直言不讳的批评机制正在形成，政协讨论，需要的就是这种各方利益相互博弈的格局。
    应该看到，目前的限价房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不足，比如如何定价才合适，比如其惠及人群的定位，比如它对正常房产市场该如何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积累经验或改进完善的，但一棒子把限价房打死，认为其影响了“和谐”，实在是太过偏颇，说限价房让富人心理不平衡，这或许是事实，但我们谈心理平衡，不能只着眼于富人，我们的社会富人毕竟是少数，房价一路飙升，普通市民买不起，富人心理就平衡了？即便富人心理平衡了，但广大民众的心理会平衡吗？光有富人心理平衡的社会不是和谐的社会，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也会影响富人的心理平衡，这些是不是也要取消呢？扶伟聪的矛盾就在于，他一方面要求要多搞“多搞廉租房和经适房”，另一方面却主张取消限价房，一方面说“限价房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也有限”，一方面又大谈富人因为限价房而心理不平衡。这种矛盾心态恰恰反衬出“限价房”在百姓中的呼声以及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限价房绝没有影响到和谐，恰恰相反，它的存在，是为和谐“托底”，是避免民生陷入到一种可怕的“马太效应”所采取的必要举措。住房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有其独特性——住房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商品问题，这就注定了住房不能只找“市场”而不找“市长”，而是要发挥“市场”与“市长”的双重作用。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政府就开始介入住房问题，美国政府曾经针对低收入家庭出台过住房补贴政策，按扶伟聪的观点，美国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也让美国富人心理不平衡，也影响了和谐呢？
    如果不看到住房的社会特性，而过分强调自由经济，期待市场的调节机制，甚至认为限价房搞乱了房地产市场，显然是陷入了“市场万能”的陷阱中，实际上，从经济角度看，房价一味上涨，没有限价房托底，富人就真的能在房价的高涨中获得“高潮”？恐怕也未必，房价一路上涨，总有一天一般富人也有承受不起的时候，这是对他们购买不利的一面，即便手中有房的富人，也不希望房价越高越好，当房价过高，购买欲望普遍被抑制的时候，富人那个时候为难以找到买家而叫苦不迭，恐怕也晚了。
    再者，限价房和商品房是两种不同的定位，限价房对商品房的价格调整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从根本上，并没有恶意打压整个房地产市场，它起到的是清除泡沫的作用，整个房地产市场并不会因为有了限价房而走上了不健康发展的道路，甚至因为有了限价房的“托底”，房地产市场才会发展得更健康。
    如果富人的心理是乐于看到普通人买不起房，是希望让广大民众都去租房住，是天天企盼房价节节攀升，那么，这样的心理也太过怪异了，我建议这样的富人去看看心理医生。社会的和谐应该是求得最多数的民众共同富裕，是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是让更多的人有幸福感，而不是仅仅立足于极少数的群体。让少数群体满意，而广大民众不满意，那不是和谐，那种局面或许让某些人“神往”，但终究是一种“虚妄”的和谐观念。
    归根结底，“居者有其屋”是一个关乎权利的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追求“众乐乐”，还是“独乐乐”，决定了和谐的走向，也决定了心理平衡与否。就我，会选择“众乐乐”，所以我以为我们少不了“限价房”，虽然它仍需改进和完善。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其恨得牙痒痒，不知道扶伟聪先生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