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工地交了养老保险，可因为不能转移，很多农民工选择退保。临近春节，珠三角农民工退保成“潮”，有的地区农民工退保率高达95％以上。农民工退保，当地政府却在增收，因为农民工一次性领回的那部分保险费，只是“小头”──个人缴纳部分，而“大头”——单位缴纳的统筹部分，却充入了地方社保基金。因为退保对地方政府有利，一些地方社保机构愿意农民工退保，有的甚至刻意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主动扩大退保面以获取利益。（《人民日报》1月8日）

    让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是为了让他们日后有生活保障，是惠民之举。但既出于这种考虑，那么政策制定时就应考虑到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农民工流动性大的问题是首先要考虑的。而现在的政策却是，在一地上的养老保险，要在当地累计缴费15年，退休后才能拿到养老金，这对农民工来说太遥远了。深圳1987年起允许非户籍人员参加养老保险，15年后，能够享受养老待遇的仅有100多人。而离开打工地，保险关系却不能转移，要“另起炉灶”，缴费年限重新计算，这让农民工如何能实现15年的缴费年限呢？显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保不能有效对接，使现行的养老保险政策存在漏洞。
    农民工纷纷退保，他们的损失是不小的。虽然一次能拿到一笔在他们看来并不少的现钱，但几年的缴费年限将作废，个人账户将不存在，今后虽可重新缴纳，但得从头开始。养老金水平与缴纳年限密切联系，缴费年限少几年，养老保障水平就要相应降低。
    也许，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算清这笔账并不容易。有些农民工，对传统养老方式习惯了，对新的养老方式因陌生而不愿意尝试；有的农民工对这一政策还不信任；有的抵不住几千元现钱的诱惑，把钱拿到手再说。对于这些农民工，职能部门理应多做说服性工作，尽可能稳住农民工不退保。既然这项政策是为农民工提供养老保障的惠民政策，职能部门有义务让这项政策真正施惠于民，在实践过程中发现政策有漏洞，理应尽早提出建议，推动政策的完善，让政策实现原初的制定意图。
    可现在，职能部门看到的不是退保让农民工所受的损失，而是对于本地养老统筹基金的“贡献”。以东莞寮步镇社保分局为例，去年1~10月该镇养老退保2．37万人次，退保金额达3180万元，按照企业上缴比例推算，该镇分局2007年沉淀进本地账户的社保资金在3200万元以上。正因如此，对农民纷纷退保的现象，很多地方的职能部门不但不着急，不采取措施阻止，反而有意无意地助力，如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如故意设“卡”，不接受从别市转进来的无常住户口人员的社会保险手续，等等。这样做，不正是利用政策的漏洞，而且故意去捅大这漏洞，扩大自己获利的机会吗？
    这类现象，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有些地方的职能部门并不是为民服务，他们所忠于的是地盘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