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本次对话除传统议题外，美方可能会提出一些新议题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定于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将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特别代表共同主持对话。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也将参加对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6年9月由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发起设立，每年举行两次，旨在讨论两国经济关系中的长期性、结构性问题。迄今对话已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过两次。
    近年来，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对外贸易逆差占GDP比例超过6%，导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1/4的对华贸易，成为攻击重点，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的呼声此起彼伏，中美经贸之路风高浪急。在此背景下设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被各方面视为化解两国经贸纠纷的重要平台。

前两次战略对话取得成果

    去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双方着重探讨了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寻求双边经贸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构建，并达成美国证券交易所在华设立代表处、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等六点共识。但在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没有达成具体协议。其后，美国国会加紧推动针对中美贸易的立法活动，美国政府就出口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两次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又对未被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应用反补贴法。
    今年5月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移师华盛顿举行。由于美国2006年全年和2007年第一季度对华贸易逆差再创历史新高，美国会议员联名向保尔森、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以及吴仪副总理写信施压，使对话的外部环境格外严峻。不过，相对于首轮对话，这次对话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包括双方同意在2012年前将两国之间的直飞航班增加一倍；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两国在能源、养老金、失业保险等领域达成协议或备忘录。但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金融机构控股权上限、降低环保产品关税等美方重点关注的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较大。
    当时，考虑到美国商界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已分化为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支持方和以美国制造业协会为代表的反对方，且布什政府因伊拉克的被动局面致使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丢掉了多数席位，主导贸易政策能力下降，中方开始转变与美方打交道的方式，以因应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变。对话之前，吴仪副总理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向美国民众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双边经贸对两国的互补互利。中国政府派出采购团赴美签订巨额订单，让更多美国民众切实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令其受益。对话一结束，吴仪副总理即率代表团赴国会山与美国众院议长佩罗西等人会晤，倾听“第一手抱怨声音”。
    回顾前两次战略对话，应该说成果比预期的要好。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今天的中美贸易对双方都非常重要，两国都不愿贸易纠纷发展成为贸易战，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  
    另外，双方负责人吴仪副总理和美国财长保尔森均对对方国家情况十分了解，持有的立场和预期比较符合实际，加之中美之间已建立起多层次的沟通、协调渠道，确保每次对话以激烈交锋开始，以互利互让收场。双方在对话之前的强硬表态和对话过程中的适当妥协，更多是谈判技巧和政治智慧的体现。虽然战略经济对话侧重于长期、战略性议题，但在一些具体领域取得共识和成果也有助于这一机制富有活力并在双边关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可以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成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两国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平台。

客观评判中美经贸“失衡”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到今天，已形成“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关系。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美国因对华贸易而受益良多。中国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使美国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位。中国将大部分外贸盈余购买美国国债，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水平，使美国消费者获得更低的贷款利率、更高的资产价格，而消费占美国经济70%，从而有效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
    同时，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即积极引进外资，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甚至高于日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外贸繁荣是由外资推动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所占比例达到六成，其中大部分是美资。在美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生产链条U型曲线中，美方占据的是包含品牌、设计、市场营销等最丰厚利润的两端，中方承担的制造环节，其利润率仅为最终商品售价的3%～4%。若将美资在华企业的利润计入，中美贸易失衡的统计结果将大为改善。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中国经济能够多年保持9%以上年增长率的重要外部条件。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中国政府有更多的空间和手段，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美国有不少人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帮助中国出口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是造成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和失业率上升的“罪魁祸首”。但这又如何解释中国自2005年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已超过11%，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然攀升呢？从根本上讲，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贸易互补的一种表现，是由中美两国资源状况和在国际分工中所处地位决定的。
    从比较优势方面看，美国人均自然资源丰富，资本充裕，科技发达，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高科技产业、航空业以及土地资源密集型行业如农业拥有竞争优势；中国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制造业有竞争优势。
    中美贸易产品分类也显示了这一点。美国对华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航空器材、农产品等上面。中国输美产品在早期主要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玩具、鞋类等。近年来，随着中国技术水平和工人技能提升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环境改善，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场”，跨国公司将在其他国家生产的零配件拿到中国组装成品后，再出口到发达国家。中国获得的仅是装配费部分，但商品总价却计入了中国外贸盈余，导致中国出口超高速发展。
    可见，中美贸易失衡是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美国部分产业受到影响是因为这些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比较优势，人民币升值无助于此类工作机会回流美国，只会转到比中国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说中国工人抢走美国人工作也难以成立，因为这些工作在美国将会由机器完成。指责中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为失业问题寻找替罪羊的行为，也是美国选举制度下的一种国内政治现象。

第三次战略对话谈什么

    以发展的眼光看，中美经贸关系仍具有较大改善和提升的空间。
    首先，要看到战略互信对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积极作用。美国拥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农产品对华出口增长缓慢的症结，在于中美尚未建立充分的战略互信，美国担心中国将其高科技产品用于军事目的，自设多达数十项出口管制，粮食因其战略属性，中国不愿过多依赖美国供应。
    其次，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有一部分是钢铁、纸张等高能耗、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型产品，中国付出了环境、资源代价，美国相关行业却因受到冲击而呼吁制裁，中国“吃力不讨好”。中国降低这类商品的出口退税，提高环保标准，有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再者，伴随着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开始进军全球生产链中的高利润环节，出于品牌、市场份额或者战略资源考虑的扩张行为会越来越多，难免会与盘踞其中的美资巨头发生冲突和竞争。联想收购IBM公司个人电脑业务、中海油与美孚竞购优尼科石油公司、华为收购3Com公司部分股权等，不但在中美经贸领域激起新的波澜，还引发了美方关于国家安全的争议和干涉。由此可见，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决定了中美贸易失衡将长期存在，而牵涉其中的经济、政治、战略等因素，将使中美贸易纠纷趋于复杂化。
    当前，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这使其能将对话侧重于两国经济关系中长期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为两国经贸发展搭建一个长期稳定的框架。从这个角度说，战略经济对话对促进中美经贸健康发展、防止经贸摩擦政治化以及消除非经济因素对经贸的阻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还应当看到，自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结束以来，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先后发生了宠物食品质量问题、中策轮胎安全事件、玩具含铅量超标等产品质量问题，西方媒体借机大肆炒作，给中国产品声誉造成一定损害。另一方面，美国8月份爆发的次贷危机持续至今，华尔街遭受重创，美联储被迫降息救市，美国经济前景更加暗淡，美元对多种主要货币汇率跌至历史新低。上述事件预计会对即将举行的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程产生影响。
    从双方前期沟通及保尔森近期讲话看，此次对话除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增加汇率弹性、金融开放、能源和气候合作等传统议题外，美方代表可能会有以下一些新动向。首先，强调中美共担责任，共享收益，以“责任论”规范和塑造中国，将开放市场与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全球经济大国的诚意相联系；其次，首次将食品和产品安全列入议题，且将其归入贸易完整性范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参加了前两次对话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缺席此次对话，显示在美元疲弱、各国竞相抛售美元资产的情况下，施压人民币升值在美方代表心目中的排序有所后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