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闵行区法院对沪上首起“娃娃股东”持股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判令两名只有5岁和6岁的孩子受让温州一公司出让的7%股权合法有效。该判决首次在法律上让“娃娃股东”获得了肯定（10月22日《上海商报》）。

　　而就在一个月前，上市不久的北京银行，因其股东名册中惊现出一批“娃娃股东”，也名噪一时。北京银行的这些股东在该公司10年前进行股份制改革时均未成年，最小的甚至只有1岁。
　　随着法院一审判决的落槌，“娃娃股东”身份的合法性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尽管中国并非属于“判例法”国家，但是此次判决终究会给“娃娃股东”的法律争议带来方向性的引导，合法化的定性或将很难更改。
　　但即便如此，“娃娃股东”的出现，也在挑战着我国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与私人性质的温州公司不同，作为公开面向社会公众的上市公司，北京银行拥有的大批“娃娃股东”，是否涉及内幕、有违公平，本身是一个证券市场公正性和信息披露规范的问题。“娃娃股东”的合法化，与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并不矛盾，上市公司有义务对任何一个公众关注的问题进行翔实的披露。
　　北京银行的公开解释是，其未成年股东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1996年在组建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时，部分原信用社自然人股东将股份直接转入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形成的；二是第四次增资扩股时产生的。
　　事实上，商业银行自然人持股比较普遍，在法规上也有依据。2000年，央行下发了《关于城市商业银行吸收自然人入股有关问题的批复》，允许城商行内部员工持股。但是，证券市场投资者却对此普遍持质疑的态度：这一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益冲突的股份改造，极有可能成为部分内幕人士实现一夜暴富梦想的摇篮。
　　因此，北京银行的公开解释，并未能消除外界人士对其“内幕”的疑虑。对于这些未成年人而言，在以他们名义投资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大人”为其掌舵。问题是，如此众多的“大人”们为何能“十分凑巧”地均以孩子的名义投资？为何敢于在几年前就拿出几百万的巨资投资北京银行？难道他们已经有足够的信息证明这家银行必定能够成功上市吗？而这些“大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又如何呢？为什么又有媒体爆出，北京银行有2名股东没有身份证号，10名股东只有姓没有名？
　　“娃娃股东”事件绝非是孤立的个案，杭萧钢构自然人股东“死魂灵附体”事件、“最牛散户”刘芳疑云等一系列“形异而神似”的事件让证券市场上股东身份的真实性问题暴露于众。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内幕交易问题成为证券市场的头等弊病，而无论内幕交易者如何操作，异样的股东名单必然会让违规者无可遁形。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监管部门如何让隐形而神秘的股东名单彻底公开暴露于阳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