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25个黄金周落幕，有关“黄金周”存废争议再次掀起。国家旅游局相关官员最近明确指出，有关部门对现行的休假制度进行调整是必定的，各部门经调研得出的具体方案目前已到最后论证阶段，只待依法律程序上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5版）

　　历时近10年、以每年三个黄金周为核心的现行休假制度，必须进行调整，应该说已是没有疑问了。因此，国家有关部门上述“必定调整”、“具体方案目前已到最后论证阶段”的表态，无疑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但与此同时，美中不足或者说让人稍感遗憾的一点又是：新休假方案既然“已到最后论证阶段”“基本确定”，“只待依法律程序上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为什么“仍未能公布”？难道要向公众“保密”不成？
　　之所以有此遗憾，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所谓休假制度，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种寻常的日程安排制度，而实质是一种权利保障制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43条），而联合国《人权宣言》同样宣示：“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24条）。既然休假的本质是权利，那么休假制度或方案的调整改革，当然也就应该以合乎并充分尊重权利的方式来进行，比如，在新方案的讨论、形成、论证过程中，充分引进民意、尽可能地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很明显，在“已基本确定”的背景下，新休假方案却仍迟迟“未能公布”，是无助于体现和保障休假制度的上述权利本质的。
　　当然，改革休假制度并非小事易事，“慎重研究”是必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改革的“慎重”与方案的公布是相互矛盾、不兼容的吗？对此，《立法法》说得很清楚：“列入（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34条），“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5条）。这表明，诸如休假制度改革这样的立法过程，听取民意、“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不仅与“慎重”并不矛盾，而恰恰正是立法慎重的具体表现和必要程序。
　　事实上，近年来，正是出于这种立法慎重，以及对其背后民众权利的充分尊重，我国许多重要涉及民生权利的法律案，在立法机关审议表决前，都经历了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的过程，并取得了良好的立法效果，比如《物权法》《劳动合同法》。这些成功的立法经验，“新休假方案”显然没有理由不去学习、借鉴。